本报特约记者 赵勃 本报记者 杨明洲
一九七九年早春，漆水河的冰凌还没有溶化，杨柳却吐出了嫩绿色的幼芽。与铜川老城隔河相望的荒滩地上，十多名男子光着膀子，顶着早春的寒风，正在平地面，挖墙基。据说，他们要建设一个铜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钢材改制厂，要把外地调给铜川的废旧钢材和边角余料，轧制成有用的小型元钢，供应建筑所需。/能搞成吗？不少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是，五年之后，在原来的荒滩地上，竖立起三层办公大楼；几个大车间里，轧钢机、锻造机和拉丝机唱起欢歌；七台汽车进进出出；联系业务的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工人们一下子由十几个人增加到二百多人，年加工钢材一千六百吨，产值一百零八万元，给国家上交税金五万元。第一线职工的月工资最高达一百五十多元，最低的也五十多元。今年上半年，工人平均月工资七十七元，劳保福利等也不比国营单位差，这就是现在的铜川市钢材改制厂。
这个厂原属铜川市城区一个街道厂，后因体制变化，今年初移交给铜川市郊区。这个厂为什么办得这么好？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史厂长有高招！”史靖国是这个厂的创建人之一，从一九八一年后半年起担任副厂长，一九八三年初担任了厂长。
他坐过“班房”
史靖国，中等个头，瘦瘦的身材，微黑的脸膛，额头深刻着道道皱纹，仅四十挂零的年纪，头发却脱得稀稀落落。生活留在他身上的印记是明显的，他的人生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因为贩过几次花生，当过一个包工队的头儿，他就被绑着上过批斗会，被作为要犯通缉过，还两度蹲过“群专队”的班房。有一次，他与几位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关在一起，在共患难的生活中，他学到了不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积，在第二次释放时，收容所一位领导人还把史靖国留了下来，让他在所里负责搞了一段时间基建。在搞基建中，他学会了一些识图、绘图和设计知识，还学到了不少管理生产的经验。
这些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加上他当过店员、工人，而且十分好学，因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头脑、在钢改厂担任厂长以后，尽管领导上信任他，支持他，放手让他大干，但是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少数用老眼光看他的人，还认为他是个有问题的人！
“老史来真格的”
史靖国上任后，针对厂里劳动纪律松弛等问题，首先向厂管会提出了改变厂风的三条整顿措施：一、准时上下班，迟到早退一分钟罚款一元；二、举办劳动学习班，把不遵守纪律的职工集中起来，停产学习一个月，学习期间只发生活费；三、对严重违犯厂内规章制度者开除出厂。
决定公布不久，正巧一次班车晚点，史靖国和厂党支部书记孙潮宏迟到一分钟。他俩主动在考勤表上登记，一分不少地按规定罚了款。今年以来，厂里先后有六名职工严重违犯规章制度，史靖国征得厂管委会同意，辞退了这六名职工。辞退后，有人四处告状，还有人托人说情，但都被顶了回去。
“老史说一不二，来真格的！”工人们从内心服了他。
“改革不怕丢乌纱”
铜川市钢材改制厂投产以来，最使几位厂领导头痛的是上级对集体企业实行的“高限低不保”的分配制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七九年夏天开始，史靖国大胆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中试行了按件记工的“小包工”，大大提高了工效。接着，他根据当时钢材推销困难的问题，于一九八一年在推销员中实行了包销制，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