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欧阳翠
前不久，为了要写《女兵列传》中的一个老兵陈菁，我特地登门拜访了她。
陈菁同志七十一岁高龄了，身体不好，作过多次手术，已办了离休手续，在家休养。她虽然年事已高，精力却很旺盛，全身充满了活力。因为她是新四军里唯一的一位摄影女记者，谈话便围绕着这个中心。
下面是她的自述。
谈不上是什么摄影记者，这件事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九三八年，我二十五岁，从家乡浦江，长途跋涉到安徽泾县云岭，投奔新四军。我其实没有什么特长，到了教导队八队，要填一张表，我想，我从哥哥那里学过照相冲洗，就填上了。那晓得领导就找我谈话，叫我到摄影室去工作。摄影室设在参谋长的房间隔壁，只有一架照相机，一顶用黑布缝的帐子充当暗室，在里头冲胶卷，又闷又热，常常叫人透不过气来。我们没有红灯，就用四块玻璃贴上红纸，罩在豆油灯上。至于曝光，就更加艰苦，全凭太阳晒，阴天、下雨、晚上，全不行；印一张照片，要跑进跑出好几趟，再热的天，也从来不睡午觉。一会儿，半截儿军装就让汗水湿透了。但是，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说我们游而不击，我们要用照片证明这是谣言，再苦也愿意干。
我们拍过许多有意义的照片，有实战的，有抓住的战俘，也有大批大批的战利品，从外国罐头到日本大兵的骨灰盒，全有。
开始的时候，田经伟同志是摄影，我当助手，做冲洗工作。材料很缺，是同志们冒着危险从白区带进来的，我们要节约每一张胶卷、相纸。但当时没有钟、没有表，只靠自己念数：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弄不好就要出废品，太黑，或者太淡，常常吃田经伟的批评。
两年之后，日本鬼子要扫荡了，我暂时到党校去学习，不过参谋长常常来叫我去执行摄影任务，这期间，我拍过一张相当满意的照片。
那是一九四〇年，形势十分紧张，我们的驻地二十里外就是鬼子的队伍，可以听见小钢炮的爆炸声。司令部决定从张家渡撤到河对岸黄村去，就巧妙地用木板架在大油桶上搭了座浮桥。那桥搭得真是漂亮，低低的，弯弯的，一溜水光，走上去颤颤悠悠的，就象踩在弹簧上一样。这时候，田经伟同志因病疗养去了，摄影当然是我。参谋长要我把浮桥全景拍下来。对那张照片，印象很好，很满意，波光侨影，黑白分明，参谋长看了也很满意。后来，我和另一位同志，和几个民佚一起，挑着图书馆的书，还有摄影室的照片，从浮桥上走过去，这些情景，我都拍了照片。
不久，敌人果然大扫荡了，繁昌三支队和敌人打了个狙击战，打得很漂亮。庆功大会上，许多老百姓争着抢着发言，都哭了，场面很动人，我都用照相机一一拍了下来。这些照片，至今还保存着，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我还给一些进出白区的同志，拍身份证上的照片。当时不少同志想拍一张照片留念，因为材料紧张，无法满足他们，我心里很难过。有些同志后来牺牲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首长，也没有条件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的。
在苏北亭子岗，有一天，参谋长叫我去陈毅军长家吃饭，叫我把照相机带上，我去了。原来是陈军长的头一个儿子过满月，吃饭的时候，我给陈老总一家拍了一张合家欢，还给孩子拍了一张满月照。当时在座的，还有阿英同志，这次照相，算是一次例外。
这些事，好象很久很久了……
我离开了陈菁同志的家，心却沉静不下来，新四军里的第一名女摄影记者，实在也是很不容易的哩。
欧阳翠 现代女作家，一九三三年开始在《良友画报》上发表小说《妈妈》，抗战前后陆续写过不少争取妇女解放、抨击旧社会黑暗统治的作品，一九四四年在上海与司徒宗合编《少年世界》并出版她的小说集《春情曲》及散文集《无花的蔷薇》，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文联研究室工作，以后担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编辑，是第一批华东作家协会（即全国作协上海分会前身）会员，写过许多作品。——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