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时阔
在史学家笔下，北宋真宗时曾先后两次为相的寇准，为官清正，秉性刚直，加上他力主抗辽、反对妥协，因而向被称为“清官”、“忠臣”。
而、这位寇相爷在用人上却有些怪癣，那就是只用北方的“乡党”，而不用南方人。（寇准籍下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有一年，临江人萧贯考中状元，寇准极力反对，说什么：“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当他的顽固意见得逞后，便高兴地逢人就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寇准选人不以才学高下为据，却以岜域定取舍；开科取士不凭考绩而硬“夺”，这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清正”之举！ 然而，时至今日，像寇准这样的“乡党”之见，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竟仍然存在着。笔者日前见到一位五十年代末由上海来陕西某厂工作的工程师，言谈中，感到本厂连续几任本地领导都有些“欺生”，他这“外乡人”工作上得不到支持、重用，生活上也很少有人关心，因而常常产生“孔雀东南飞”的念头。当然，在某些外地人比较集中的单位，也存在歧视“老陕”的现象。所有这些不都是“乡党”观念在作怪吗！
旧社会有“亲不亲，同乡人”的说法，那时由于尔虞我诈，世态炎凉，要外出谋生，不得一二“同乡”扶持相帮，几乎寸步难行。于是，官场市井有“同乡会”，移民也按籍贯而居，形成了“山东庄”、“河南村”。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倘若还有人以“乡”结“会”，按籍建村，那才真叫“不识时务”了呢！
为了加快我国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速度，党和国家每年都要从东南沿海及内地一些省、市动员一大批人员来大西北工作。对于这些“外乡人”，我们理应尽到地主情谊，表示热烈欢迎，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本地的生活。同时，在工作上要和本地的同志一样对待，有功则奖，有过则罚，对符合干部“四化”条件者，亦应及时提拔重用，以使他们感到“此处非家胜我家”，从而能扎根大西北，尽心竭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切不可象寇准那样，处处以“中原老大”自居，视他乡人为“下国之士”，否则，不仅“朝政”“党争日烈”，而且自己也将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