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雍
（一）
我太熟悉他了。二十多年的文友；如今，又同在西安晚报文艺部当记者。记者嘛，就是要时时处处调动自己的全部感官，去寻找、去发现、去采访、去描写……可是，我却从来不曾想到可以去写他。舍近而求远，是世人的通病，看来，以笔耕为业的我也未能免俗。所以，那么熟悉他的我，竟那么长时间地漠视了他。
终于，他的形象同我的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狹路相逢了。那是一天下午，一个叫谢强的青年人，一个发表过一些作品的业余作者向我谈起了他。谢强很动感情地对我说：“我是徐老师扶着走上文学道路的。要不是为了扶持我们，徐老师肯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是，他还是默默地扶持着许许多多的业余作者……”蓦然间，我的那根同我的笔紧紧相连着的神经被拨动了。为什么意然从来不曾考虑过去写他呢？我禁不住深深地抱怨自己。
于是，我连忙正经八板地去采访他，去采访他的朋友、他的学生……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我的提问，不断预言我的这次写作肯定要以失败告终；而他的朋友和学生，却都是滔滔不绝地叙述，激情洋溢地诉说。听着听着，一向熟悉的他，似乎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有些陌生了；然而最后，他的形象，则是以一种立体的、全息的形态，活脱脱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刻印在我的心中。
（二）
作为一名作家，作为一名记者，他显然已经“忝在知识分子之列”了。然而，他却不曾有过在学校系统地学习知识的经历。一九六二年，由于一些说得清的和另一些说不清的原因，他初中毕业以后便失学了。所以，直到现在，尽管他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还当过《西安工人文艺》的副主编，在陕西文坛上怎么说也是有些名气的人物了，但在填写五花八门的表格时，“文化程度”这样的栏目里，他却只能写上“初中”二字。
他是在十七岁时就进入工厂当了学徒工的。这自然是他的不幸；但又何尝不是他的有幸。命运使他失去了上学深造的可能，却同时给了他终于成为一名工人作家的机会。六十年代初，他最早的作品是写工厂、工人的。那时，他还是一个经常敞开着褪色的工作服、满手都是油泥的学徒工。成名以后，八十年代初，他在北京《工人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创作体会，题目是《不能忘了他们》。这“他们”是谁呢？自然是工人。他常常会对人讲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对人讲起那时给了他关怀和温暖的工人师傅。他说，也许是由于天赋不足吧，他驾驭自己的十个手指一直很笨拙，因此，他一直不是个出色的技术工人。然而，工人的心该有多宽厚啊，他们一旦发现了他的文学才华，便微笑着宽恕了他技术上的平庸。“没有那么多工人师傅的理解和支持，我这样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而饱经磨难的小工人又能怎样？”他常常这样由衷地从内心深处慨叹。所以，直到现在，他最愿意到工厂采访。象骏马喜好草原、雄鹰挚爱蓝天一样，他深知只有工厂，才是自己最可以纵横驰骋的地方。他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得奖的作品，有诗歌、有散文，有报告文学。它们都是写工厂、写工人的。而且，在他的多达千余篇的全部作品中，你几乎找不到达官贵人的形象（他实在写不了他们）；但面目不同、性格有异的各色各样的工人形象，却活跃在其中。当然，他也写过厂长。不过，那都是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苦苦拼搏的角色，是没有多少官气的“官”啊！
他是陕西文坛上很少见的真正工人出身的作家。他是陕西文坛上更少见的至今仍不改工人气质的作家。他理解工人的感情、喜好。他极善于同工人打交道（就象他极不善于同“官”们打交道一样），在《西安工人文艺》主持工作时，偶尔，刊物的印刷在哪一个环节上卡住了，工厂的调度就会对他说：“没办法，我指挥不动，还是你出马吧！”于是，他便来到车间，嘻哩哈啦一阵，有时还亲昵地骂上几句。说也怪，工人们一拍他的肩膀：“老徐，你呀……”便按他的愿望去忙碌了。他到工厂采访，不出两天，原来素不相识的工人就和他混熟了，说起话来又叫师傅又叫哥，简直象是老交情。
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人们更注目的还是他的作品。他是凭借着那种激情洋溢、节奏铿锵的政治抒情诗步入文坛的，现在则以撰写报告文学为主。他写作的路子很宽，既写过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也写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还写过相声、快书、大小剧本……；难得的是，他居然还都能写得不错。可惜，文坛不象田径场，没有那种“十项全能”比赛，否则，起码在陕西，他有可能名列前茅。他早期的作品，虽热烈，却嫌浅露；近年来逐渐走向深沉。有人说：“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个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凝神沉思的作家的形象。”我认为，这几句评语是公允的。
（三）
自古雄才多磨炼。他，似乎也未能从大千世界的这样一种普遍规律中例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二十出头的他就被打成“三家村的孝子贤孙”。这自然属在劫难逃——谁让出身不好的他偏要去舞文弄墨呢！
“四害”铲除，玉宇澄清，他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在主持《西安工人文艺》工作的五年里，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和休息，没黑没明地干，从刊物上推出了一批好作品、推出了一批新作者，他也因此去北京，在全总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去年七月，西安晚报扩为对开大报，他奉调来办文艺副刊，依然是埋头于成堆的来稿中，把自己的心血溶进一个个业余作者的习作……。
但是，他也仍有苦恼。即以困扰着当代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住房问题为例，一九八四年，一场持续了数十天的秋雨，逼得他三度从漏雨的农舍中迁出，至今，还在北城墙下一个弯曲而狭窄的小巷、阴晦而潮湿的小院、后墙裂缝仅仅用纸糊住的小屋里栖身，致使许多慕名来访的人惊叹：“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他远不是命运的宠儿，但他却常常感到欣慰——当他辅导的学生开始发表作品时，当他修改的作品终于获得奖励时，当他自己的作品揭示了真、创造了美时。他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不是所有的良知都让尘沙掩埋，不是所有的热情都被狂风吹落，不是所有的给予都要索取回报。”显然，这是他内心世界的坦露。也正是由于此，在陕西乃至京沪的文坛上，他有那么多的朋友。一九八三年冬，他不慎煤气中毒，消息传到一个会议上，一下子，几十个人去探望他了。那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那涨破了他小屋的关怀和问候，人能如此，想来虽死亦可暝目了吧！
令他欣慰的事又岂止是此。今年七月五日，他收到了寄自陕西富平的一个小木箱，打开一看，是一件塑料工艺品，荷花。随着这件小小的礼物寄来的，是一位叫杨卉春的业余作者短短的来信：“徐老师：我最近在南京《祝您成才》和兰州《金城》上发表了作品，《春风》那儿也有稿留用。每当我发表作品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扶植自己的老师。奉献一盆荷花吧，礼物虽小，却可以表示我的一片心意…。”
读着这封信，他无声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