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戈
初学写作，一般都要从自己的经历和身边的真人真事写起，比之那些生在北方写南方、长在城市写农村的异想天开的做法，这应当说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有许多文学青年抱怨：我写的都是真的，生活中就是那么发生和发展的，为什么写出来反而不真实、不生动、不形象呢？
这几乎是搞创作的人都碰到过的苦恼。就我自己的体会，除了剪裁、概括、文字表达等技巧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怕是感情凝聚得不够。现实生活中，确实不乏生动有趣的甚或离奇古怪的事情，但是文学艺术说到底是“情”的结晶，要以情动人。如果只满足于客观的描摹，哪怕再逼真，也满足不了人的审美感受。诉诸色彩的绘画尚且如此，诉诸文字的文学更是这样。借用一位美学家的话说，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何为“有意味”？就是有感情。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正在于其中包含有通过观念、想象凝聚出来的感情。文学创作，永能满足于生活现象一般意义上的观察、体验、感受，而要从特定的观念、想象去积淀、溶化，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这种审美感情，包含有大量的观念和伦理，却又不能用简单的逻辑概念解释清楚，而成为一种不可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深层次反应。我们读贾平凹近期的一系列中篇，不正是有这种体味吗？“有意味的形式”，是说美在形式又不在形式，离开了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有美，而只有形式没有熔铸进去作者的审美感受也不成其为美。《天狗》、《人极》、《黑氏》等作品，恰恰美在流动于形式之外的“似与不似”之间。
创作上有“二度进入”一说。所谓“二度进入”，即通过对生活的直感，进入更深的层次，去挖掘生活的底蕴，揭示生活的真谛。没有这种功夫，创作很难上去。一九八二年我参加过一次高考招生工作，回来后写了两篇小说。一篇叫《九层台阶》，写一对夫妻为了孩子能录取，想方设法要见招生人员一面。见到了，作出许多阿谀奉承之事。孩子被录取了，但当俩口子大摆宴席准备款待时，招生人员早已离开了那个城市。这是从真人真事中演绎出来的二篇小说，浅层次地理解，表达了“鞭挞不正之风”这一类主题，发表后却没有多大反响。为什么取之于现实生活而又直接针贬时弊的反而无声无息？事后总结，当时只停留在对事件的客观描摹上，唯恐这一有趣的情节忘掉，急忙落笔成篇，思想上没有“二度进入”，没有凝聚出“有意味”的东西。距离太近，没有经过积淀的过程。紧接着，又写了《树上的鸟儿》，灵感是从一份考生档案上激发起来的，写出来却没有一丝真人真事的痕迹。有许多青年朋友以为我在学校，写的是真人真事，其实不然，这一篇完全是虚构的。为什么完全虚构的获得成功，以其人真事为基础的没有出线？究其原因，我想就是上面说的道理。
生活是作品之母，这话没错。但是别忘了，还有个“父亲”，即作者。父亲对母亲，不可不亲近，也不可亲近到羁绊和束缚的程度。要有一定的距离，站在较高的视点上去思考、沉淀，溶化。“化”到原来的人物不见了，脑海里浮现出另个更高层次上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方可进入创作。才有可能“优生”。八四年我写过一篇《妈妈也还年轻》，类似的“妈妈”，我熟悉五六十个，她们是被十年动乱荒废了学业的一代，步入中年才有幸进大学深造，其情操、志趣、际遇以至生活方式，同通常意义上的大学生当然有很大区别。要写出来，一人有一段小故事。我很想写她们，但苦于溶化不出一个新的形象。夏天去新疆，回来一人沉闷在漫长的旅途上，想的尽是边疆的风情人物。突然，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跳了出来，那五六十个面孔全转幻成她一个人，众多的事情全凝结在她一人身上。
创作上的道理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这篇短文只谈一题，大概也是言不及义之类，只好祈求原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