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肯定爱打架！”看小刘第一眼，我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满报社，有几个人象他这样：一米八的个头，一尺五的肩，两只胳膊往上一屈，肌肉一疙瘩一疙瘩往外鼓着，象小娃娃的腿肚儿。又黑又粗的眉毛，早晚都拧成一个倒八字。大眼睛偏偏眯细了，嘴角生硬地往后抽着……这架势，瞧一眼就叫人头皮发麻！
不怪我胆小，只怨世上的事太难公断了：一张报纸印出来，谁都争头功。排字工说，没有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排，你们编的稿子等于屁；编辑便说没有我们一篇一篇往外编，你们排个屁；印刷工人又说，没有我们一张一张往外印，你们看个屁……如此循环往返，争执不休，屁用不顶！于是，气就撒到工作上，扯皮、顶牛，谁都想指挥别人，谁都想比别人显得更尊贵、高傲。这样，就苦坏了画版样的。要画得美，让编辑满意，又要画得简单，让工人拼版拼得顺当。平衡来平衡去，结果往往还是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唉，难哪！再碰上小刘这样一位凶神恶煞似的拼版工，能不怵头！
多亏我学过几天辩证法，知道只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经过分析，我认为我的主要对手是工人。编辑再咋唬，也不会去亲自排字、拼版。工人则不然，说不排，就不排；说不拼，就不拼，没治！是工人没有不爱玩的，针对这个特点，我制定了自己画版的二字方针：方块！文章长了大方块，文章短了小方块，方块摞方块，不勾花线，不围题，不加角花，包你上班二小时内把一个容纳八千字的版面拼好，然后洗手走人，“舞场的干活！”
自打实行了这个方针，我几乎随时都在观察小刘的反映，希望他能友好地对我笑一下，我再赶快抱之以一串甜笑，我们之间，不企求“歌舞升平”，起码能友好相处了。
几天过去了，小刘竟没有任何友好满意的表示，反倒比过去更爱发睥气，一看见我就发烦。真让人怀疑他那火红的背心下面是否有一颗温热的心！我战战兢兢地站在工作案旁边，象一个童养媳站在刁婆婆面前，心惊肉跳地“听候使唤”：
“找刊头去！”
我撅着屁股，在锌和铅制的上百个刊头箱里哗啦哗啦翻找着。
“样子送上去！”
我颠颠地跑上楼，把一校清改后的样子送给校对们，
“拿纸、打版样！”
我匆匆地打开纸盒，捧来几张用水濡湿的版样纸。
我出力，我流汗，是应该的，伤心的是，力出了，汗流了，还得看他那石头一样冰冷、僵硬的脸。唉！怪谁呢？好象只怪我自己！
这一天，三版部主任发给我一组稿子。我一横心，抓起版样纸，“刷刷”几笔，不管文章长短，直通通平分成四截子，首尾相贯，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方块，一个小时内保险拼完，我就不信小刘不笑！
天哪！小刘一看版样，竟夺过去，三把两把揉成一个团，“砰”地一声砸进废纸篓里。伸出胳膊，指头几乎戳住我的脑门子，胳膊上的腱子肉“突突”跳动，怒冲冲地喊：“你……你太瞧不起人了！”
我吓得快要哭了，又不知为何“遭此劫难”，只能抖抖索索地辩白：“我……我可不敢……瞧不起……你们…”
“哼，你说不敢，可看看你画的狗屁版样！在你的眼里，我们又粗又笨又懒，就只配拼这四方块。等报纸印出来了，让千千万万个读者说，那些拼版的，只会拼出这种谁看了谁恨的‘死人脸’！”
我象头上挨了一棍子，直愣愣地呆了半天，懵懵懂懂地问：“那你说咋办？”
“改版样！”
“咋改？”
“破栏，制题、插图、加角花！”
“你…不怕麻烦！”
“怕麻烦就拼不出好版，没有好看的版面就吸引不来读者！”
万万想不到，这应该由我讲给他的道理，此时此刻却由他讲给我听！我一下激动了，气短，手也哆嗦，拿出一张新版样纸，画出了我在脑子里勾勒过多少次，但从不敢画出的版样。小刘也第一次站在我背后来了，只是静静地看，默不作声。
版拼好了。小刘细细地给挤成一堆闪闪发亮的小铅字上滚了一层油墨，特意用肥皂洗净了手，拿来几张纸，铺在版上，又摆摆正，提起手滚，小心翼翼地从胸前推开去，然后双手捏着纸的两角往上一提：呀！一张文图并茂，长短交错有致的大样出来了，那么清晰、秀丽、洁净……
小刘把大样铺在工作案上，弯着腰，细细看了半天，又退后几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扭过头，冲我一笑，露出两排白白的牙。
嗬——那笑，竟是甜甜的，带着几分孩子气。我长长吁出一口气，也跟着笑了。
（插图 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