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乾冲
“讲国际交流，讲中外关系史，教科书上没有不提到张骞的。没有张骞，就象蛋糕中没有鸡蛋。”采访刚开始，我就被张教授的妙喻吸引住了。
日前，在城固举行的首届张骞学术研讨会上，张教授曾作过精采的发言，嗣后，在他下榻的城固招待所接受采访时，他更强调了，张骞是位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其“凿空”精神，两次出使西域的意义，都不能低估。若无张窍，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在西北形成，可能还要费一番周折；若无张骞，某些上古史，譬如乌孙、大月氏、康居等国的上古史就无法写。
五十五岁的张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致力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在这方面颇多建树。他是知名的学者，也是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他独到地从中外文化的交流的角度，肯定了张骞的贡献。说“这样的交流，带来了汉唐文化的发达。汉唐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能力很强，知道用外来文化丰富充实自己，来锦上添花。”有感于此，张教授又在研究唐史，其数十万言的著作《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正在撰写中，愿这部书早日开读者的眼界。
说到这里，张教授略停顿了一下，语调中流露出复杂的情感：“近代，在中国，儒家的思想顶不住了。越是这样，越应当恰如其份地估计，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丧失信心，特别是对传统文化。要用人类创造的有益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这些年来，中国人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显得妄自菲薄。其实，中国人的智力智商很高，应当自信自重和自强。”越说，他的话越发人深省：“我们国家原来就有开放的传统，张骞就是典型人物。明中叶以前，中国并不十分闭塞，后来，闭关锁国，专制主义加强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由产生到发展，而我们却搞封闭，损失太大，它使中国没有能够走向近代。”
我由衷地佩服张教授的论点，问题又回到研究张骞上来。
“研究张骞，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看，”张教授侃侃而谈，“他是中国人，又不是中国人，已经超越了国界。他开拓的欧亚大陆之交通，串联了几大文明地区；他当年开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亚洲一号高速公路。张骞的行动，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这个，《史记?大宛传》里的评语下得很好。”
“请您谈谈纪念张骞的现实意义。”我又一次提问。
张教授成竹在胸，欣然作答：“在纪念张骞时，也要同步加强自己的个性，就是要有中国特色，不能被别人融化。纪念张骞，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按今天的观念，消化古代和近代的东西，创造未来。现在全世界都向现代化走，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化，也不是全盘的西化。我们要总结整个人类的。经验教训，发展自己的东西，在发展共性中，发展个性，这样，才不至于被人家溶解。”
“发展个性，才不至于被人家溶解，”我深深地思索着这金石之言……
张广达教授在接受采访
康永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