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兴是韩城矿务局原党委书记。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正当他办理完调离手续，准备进大城市去安度晚年时，政法机关将他收审了。一个地师级干部，是怎样跌入犯罪深渊的呢？
特殊的资本
一九二八年，孙士兴生在山东省高青县博古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他八岁就过上了沿门乞讨的生活，十二岁当了小长工。一九四二年，十四岁的孙士兴毅然扔掉了放猪鞭。参加了八路军。四六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英勇杀敌、多次负伤，多次立功。一九五三年转业后，曾在铜川矿务局任过副处长、副矿长。一九七四年担任韩城矿务局副书记。八一年孙士兴担任了韩城矿务局局长，次年又担任了局党委书记。权力的急剧增长使孙士兴踌蹲满志，忘乎所以。一九八四年，桑树坪矿北二采区弄虚作假，骗取奖金二十三万元，给孙士兴分了四百元、一条毛毯、一身衣料，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骗取奖金的事件被上级查处之后，在清退钱物时，其他干部都如实退赔，而孙士兴却将新毛毯留下，退了一条旧毛毯。正是这种贪财爱物之心，促使他把权力变成了谋私的特殊资本。
权力入股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广阔的国土上掀起了滔滔洪流。十亿人的心活了，各行各业的路宽了，孙士兴却眼花缭乱了。
一九八三年春，地处穷乡僻壤的韩城市王峰乡计划在桑树评矿区新建一座小煤窑，虽多次与矿上联系，但始终得不到批准。筹办人员和乡党委书记去找孙士兴帮助解决。扶持乡镇企业，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孙士兴脑子一转。这正是自己捞钱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提出以个人名义与该乡联办的方案。过了几天，孙士兴开了个名单，并派矿务局土地办公室主任与王峰乡筹办人员一起草拟了，“联办协议”。一方是王峰乡，一方是孙士兴等八人。之后，孙士兴便为王峰乡在桑树坪矿区划定了井田范围。这个小煤窑定名为“南沟一矿”。孙士兴为南沟一矿办妥了《开发证书》违章批给了坑木指标一百四十立方米。
南沟一矿盈利了，孙士兴的心痒了。八四年十月的一天，孙士兴来到桑树坪镇党委书记（原任王蜂乡党委书记）的家里，说自已有急事，想在南沟一矿借些钱。这位镇党委书记把矿长叫来，告知原委。矿长立即派人到桑树坪镇信用社贷了两千元交给孙士兴。到了十二月，孙士兴说他为主峰乡煤炭公司联系车皮时，请客送礼花了不少钱，矿长又给他送去六百元作为补偿。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此后，孙士兴多次在矿长面前唠叨：办那些事真不容易啊，给那些联办人还不分些钱！于是，乡煤炭公司拨出两万元寄放在南沟一矿，专门用来“进贡”，孙士兴“借”的两千元钱便在“进贡”款中报销了。八五年春节前后，乡煤炭公司以结束所谓“联办”为名，又给了孙士兴两千元“感谢钱”……
在所谓“联办”小煤窑的过程中，孙士兴未掏分文，权力的入股却给他广开财源，居然赢得了五千一百元的高额利润，其中受贿两千元。
自食苦果
孙士兴踏入监所大门时，他颤栗了。我怎么会犯罪呢？尽管他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然而，法律是无情的。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认罪了。他用悔恨的泪水，拌和着哽咽声，追述了自己踏入迷途的经过。他说：“我并不缺钱呀，儿女们都工作了，我老婆也是处级干部，两人每月收入三百多元，银行里存了两万多元。但为什么还拿人家的钱呢？主要是自己思想变了，见钱眼红了。”这正是孙士兴把人民给子的权力变成谋私资本的症结。
孙士兴以高昂的代价自酿的苦果值得所有的干部回味——权力属于人民，切莫把权力变成谋私的资本。
本报特约记者 江长录 本报通讯员 张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