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达
古今诗人常以数字入诗，数字本身虽然枯燥无味，但运用得好，亦可出奇入化，妙趣横生。不过，如果读诗人不能正确地理解诗人原意，也会闹出笑话来。
宋真宗赵恒，经常同群臣们在太清楼宴饮，有一次，他乘着酒兴，突然问起：“唐朝时的酒每升要多少钱？”众大臣哑言相视，谁也答不上来。这时只见一位姓丁的大臣起来奏道：“唐朝的酒价每升三十钱。”真宗忙问：“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回答说：“臣记得杜甫诗中有‘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诗句，由此可见一升酒是三十钱。”真宗听后满意地点头：“杜诗真可称为一代之史啊！”杜诗中的数字为大臣们解了围，但君臣们如此解诗，有悖于诗人的初衷。杜甫只不过是说囊中羞涩，钱已无多，刚好可以将就沽酒而已，并不是在报告唐时的市场酒价。
无独有偶，“文革”期间，一位学者写了本书，对杜甫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按一顷生竹百竿计算，“万竿”竹则是有田土一百顷，于是乎给杜甫划了个“地主成份”。
诗中数字，有时并不是实指，只是一种夸张之辞，如果我们泥于字面，理解太死，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