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原县鞋厂厂长朱淑贤为自己盖的一座五间三层仿港式私人住宅楼耸立在三原鞋厂的时候，整个县城的人都惊愕了。人们议论纷纷，鼎鼎沸沸……是出于嫉妒的红眼病，还是出于对不正之风的愤慨？记者怀着探索的心情对这位曾是咸阳市级先进个人的女厂长——朱淑贤的情况进行了采访。
解不开的“楼迷”
从表面看，朱淑贤所以违纪在厂区盖楼，似乎出自鞋厂职工的“拥护”。请看，工作在40多度高温车间的工人，暑天拿不到降温费，鞋厂职代会也没有过问此事。可一听厂长在厂区盖私房，鞋厂职代会不仅把此列入议程，而且54名职工代表联名上书，要求城建局批准厂长在厂区建造私房。这样的怪事在咸阳市、乃至全省绝无仅有。而这明明显显违章、违纪的事竟然也被县城建局意外地批准了。
另一件怪事则是朱淑贤盖房，鞋厂职工“自愿”给她集资50800元的事。朱淑贤在厂行政会上，不止一次地说：“咱这些年把人活下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瞅红我，有给我送钱的，有给我从门缝里塞钱的，咱不要，同志哭着给。这次盖房，我是认人呷，结果就是把人认得了！”她的话使每个想保住饭碗的人坐卧不宁，一些人千方百计给她集资，有的人本来没有那么多钱，也不惜借债，从别人那里借钱给朱淑贤。朱淑贤是真的缺钱吗？不是，现在楼房已经盖成，可她向职工所借的5万多元大部分都没有用。
楼房是在轰轰烈烈的气氛中动工的，当楼房的主体工程完成之后，县委领导知道了，立即批评了在厂区建私房的错误，城建局也检查了批准朱淑贤在厂区建私房的错误，并立即下文纠正制止。可朱淑贤不理。楼房建成后，当县委书记明确指出，此房朱淑贤和其亲属不能使用时，朱淑贤不经任何人允许，便强行搬入。不仅如此，朱淑贤为了给自己壮声势，又私自批准给两户干部在厂区建造私房。今年10月，县经委对此作出了处理决定：房子归集体，房子折价款给朱淑贤，限期10天内搬出。群众对此大惑不解，这么严重的违纪问题，只让搬出就了结了吗？
据朱淑贤自己报价，盖楼花了84800多元，又据朱淑贤自己讲，她家实际存款为12000元，这是家庭20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人们不由得怀疑，这两者间巨大的差额是怎样得到平衡的。对这个问题又该谁再过问一下呢？
钱做先锋礼开路
朱淑贤深知金钱的力量和妙用，因而不管办私事和公事，一遇麻烦，往往是钱做先锋礼开路。为了她妹妹一家四口的农转非，朱淑贤派人给原县公安局长送去半黄提包鞋（拒收）给公安局原治安股长送去现金300元（拒收）。为了使鞋在全省评优，朱淑贤四处活动，给省经委质量处一位主管创优的干部送了一条毛毯（拒收）、一箱高橙饮料，又给咸阳市经委原综合科长送现金500元（拒收）……当然，人们知道的也大都是那些拒收的。至于，还有没有不拒收的，还有多少人拿过多少三原鞋厂的沙发、鞋、毛毯、厂服……说不清。用这些东西，朱淑贤又干了些什么，现在也还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有一点可以说清：朱淑贤用以送人的钱物都是三原鞋厂工人的血汗！
如此“治厂之道”
在三原县城，朱淑贤打骂职工是出了名的。从1976年到1983年，曾连续8次被评为县级先进个人的邵翠英，因在工作分配中和朱淑贤发生矛盾，朱淑贤便处处报复。不给邵翠英安排工作，每月只给26块钱生活费。邵翠英生活不下去，便找到朱淑贤办公室，朱淑贤破口大骂：“你现在才认得我是厂长，前几年你干啥去了，你个……”邵翠英说：“你骂完了，我还是要说，你给我26块钱就是不行嘛。”朱淑贤说：“你自谋出路嘛。”邵翠英说：“我没有本事。”朱淑贤说：“你一个女人家出去弄啥挣不来钱，非要死赖在我鞋厂。”说着，就是一口痰唾在邵翠英脸上，邵翠英用手擦掉，接着又是一口，邵翠英又擦了，朱淑贤还不解气，上去噼啪就是两个耳光。事后，朱淑贤在一次会议上居然讲：“我打了邵翠英，邵翠英态度好，没有还手。”尽管“态度好”，但邵翠英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辅之于打骂的便是滥罚。在这里，罚款也是出了奇的。1985年12月1日，因宿舍卫生差，全厂在一天里竟一次性罚款81人。帮工车间共118人，从今年元月到10月上旬，共累计罚款287起。罚款的名目繁多，厂里罚，车间罚，说了是非罚，甚至连那个职工的亲属在背后骂了朱淑贤，这个职工也要受罚。
朱淑贤说，罚款是为了治厂，可她可以违纪建私房，可以带着人清查职工的家产，可以打人骂人……可又有谁能去罚她呢？用朱淑贤自己的话说：“打人要罚款，但厂里不能罚我，我是上面管的干部，不是厂里管的干部。”
在三原县城，朱淑贤的确算得上个风云人物，三原鞋厂也曾经为县上争过光。但随着鞋厂的不断发展和自己知名度的提高，尤其是自己成为市级先进个人，企业成为市级先进企业之后，朱淑贤就逐渐视工厂为己有，视工人为奴仆，完全颠倒了一个共产党员厂长和职工群众的应有关系，逐步走上以权谋私的邪路，并使这个经济效益本来不错的企业日益陷入困境。
就在朱淑贤大兴土木给自己建筑住宅楼的时候，三原鞋厂债台高筑（170万），产品滞销，成品积压185万，到今年10月份给职工已发不出工资。仅1986年这个厂漏税就达31579元……这严峻的现实，这一连串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是，对这些问题，在三原县的一些人中，至今还裹泛不一，似乎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
本报记者瞿 龙
本报通讯员周伯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