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铨
听说大张承包了一个地质队，要到宁北去找水源。人未去，却惹来一片议论，议论的中心无非是大张追赶潮流，要到外面挣一笔大钱了。
我和大张是同乡，又在一个队上干过十多年，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想去拜访一下。
他刚从青海格尔木回来，两个月的高原生活把他晒得又黑又壮，头发蓬松杂乱，象个野人。
一见面，我便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到宁夏去搞承包啦，是真的？”
“试试看。”他为我切开一个白兰瓜，顿时香味四溢，“兰州特产，尝尝鲜吧！”
我嚼着清香可口的白兰瓜，适时提出了我的要求：“大张，我参加你的地质队，也到宁北去一趟，怎样？”
他也不绕圈子，直言对我说：“我可是冒着险干的，弄不好，工资都得赔上。”
我说：“时下，要想赚钱总得冒些风险。”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一个月后我便随大张的地质队北上宁夏，并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生活了两个月。
那是一片荒漠的土地，纵观田野，不见绿洲，然而就在这片沙原上却长满了大团大团的骆驼草，它们把自己的根须紧紧地埋在沙粒之下，用大地给予它们的有限养份，维系着自己的生命。一阵大风吹来，有些嫩草被连根拔起，吹到很远的地方，风一停，它们又在新的地方扎根落户，又开始长出新绿。
腾格里给我的印象只是荒凉和孤寂，我甚至后悔当初莽撞的决定。
一天收工回来，我和大张沿着古里沙河漫步。我问他：“你怎么想到这儿来承包？”
“任务紧，队上派不出人呀！”他从路边拾起一根骆驼草，在手里摇曳着，“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也许队员们要和我算帐的。”
他当队长，几乎什么都管。那天沙原上又起了风，钻机篷架被吹得吱吱响，他睡下不久又披衣出去了，只和我说了声：“风太大，我得去看看。”就消失在昏夜的风沙里。
忽然，有人敲我的房门。朦胧中传进一个急促的声音：“老李，队长受伤了！”
我几乎是直立的从床上跳了起来：“在哪儿？”
“井场。”
我跑着奔向井台，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大张牺牲了，他被倒落的套管击中了头部，躺倒在井架旁。
他的身下是一片鲜血浸湿的骆驼草。
大张走得太快，他没有来得及参加队上的庆功会就走了，然而人们还是给他记了头功。
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工程结束后享受了承包协议中应得的那份报酬。我没有听到什么议论，只是当我站在大张的遗像前，面对他那灼热的目光时，我才感受到了内疚和不安。
（题图 驰张 林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