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
特殊公民
自从1981年9月5日《芜湖日报》公开报道“傻子瓜子”经营情况开始，中央各新闻机构和许多地方报刊都先后作了报道，傻子年广九进了电视、上了舞台，他的每项活动的报道，几乎成了私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晴雨表。他作为全国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个体户之一，引起了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安徽省几届书记省长、芜湖市决策层关注。这真是私人经营者史无前例的殊荣。所有这些都在芜湖形成了一个超敏感压力场。
1984年初，年广九在外流浪谋生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到芜湖。3月27日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在资金、场地、原料供应都不落实的情况下，公开抛出了那项“激动人心”的1984年生产计划。当年生产500万公斤瓜子，产值1600万元，上交国家各种税202万，经我查证这个诱人的计划产量，占1984年芜湖市全年实际产量约50％，而当年各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的，“迎春瓜子”的加工量是560万公斤。还有其他四五十家瓜子生产厂和炒货店呢？光是我国当时有限的瓜子原料都是问题。干劲可鼓而不可泄。且不管该计划的可行性如何，黄璜亲笔写了回信，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安徽日报》头版，支持年广九发展“傻子瓜子”。省委书记致个体户公开信，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省委有关部门贯彻“公开信”精神，电话指示芜湖市委市政府具体挟持“傻子瓜子”.“傻子”年广九的政治声誉和社会知名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原来纯属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扶持年广九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空气联系到了一起。年广九也在一种极其复杂至今还众说纷纭的心理支配下，前后10次以上跑到市委市政府，请求联营。市委在上下压力、比较被动的状况下召开常委会专题多次研究“傻子瓜子”问题。据说，最后那次决定了“傻子瓜子”命运的常委会开到午夜零点才结束。
后来，一位市委副书记说，“当初我们就不同意联营”。
新芜区区长说，“我们也没办法，是市里的意思。”
省里压市里，市里压区里，催熟了“傻子”这个怪胎，都是为了执行上级的指令。
于是，一个由新芜区、芜湖县清水镇和“傻子”年广九拼揍起来的公私联营体终于出笼了。年广九以技术和“傻子”商标不计价入股，任公司总经理，副市长袁绍卿任名誉董事长（后退出），新芜区和芜湖县清水镇共出资30万入股，利润“三三”分成。
营给年广九带来的好处和权利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总经理的“傻子”年广九，可以随便支取公司的现金，自己用的粮食、煤、食油都派人到加工厂食堂拿，许多私人用离档消费品都在公司报。
1985年初，市卫生检疫站到公司宣传《食品卫生法》，年广九却说：“你们别跟我说法不法，在我这里没有法。”
1986年初，审计部门依照《审计法》要公司申报有关数据，他却命令手下人不准报，并声称，“谁报开除谁”。至于他截拆工人私人信件、赌博、非法拘留人……都有案可查。
这些行为，加上弄虚作假的“有奖销售”、倾销霉变瓜子等等，如果犯在别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后果都不堪设想。
俏得深思的是，“傻子”的这些所做所为，毫无忌讳，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全部清楚，可是却表现出了少有的“耐心”和最大限度的“宽容”，以至于芜湖的老百姓称年广九是“特殊公民”。知情人愤怒地说，如果改革改到最后，改到了这种份上，这种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