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英
新时期十年，陕西喜剧出现过五次高潮，对全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次，70年代末，王晓新的小说《诗圣阎头》和商洛花鼓戏《屠夫状元》打出潼关，不胫而走，拉开了陕西“喜剧热”得序幕。
第二次：80年代初，业余冷面幽默家石国庆的王木犊系列独角戏开始登上陕西喜剧舞台，然后又北上中央电视台，南下长江三角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第三次：80年代上半期，邹志安的小说《关中冷娃》和另一部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以喜剧形式折射陕西改革大潮，在全国改革文艺中独树一帜，又起一波。
第四次：80年代中期，西影接连推出《两对半》、《黑炮事件》、《错位》等喜剧片，从传统喜剧体裁（小说、戏曲、曲艺）和传统喜剧样式（滑稽、讽刺、幽默）向现代艺术形式（电影）和现代喜剧样式（怪诞、荒诞）前进，其冲击波不仅冲出省界，而且跨出国门，
第五次：86、87年的两届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将观赏者十分喜爱的喜剧小品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结合起来，造成从中央到兄弟省市电视台的连锁反应。
本次笑话电视大奖赛独辟蹊径，以笑话这样一种与前不同的形式，把喜剧艺术又一次展现在全省人民面前。它很可能形成陕西对全国的又一次喜剧冲击波，从而把陕西这一“喜剧之乡”的形象更加鲜明地镌刻在国人心上。
笑话，是不同时代、国度和民族共有的一种民间喜剧艺术形式。欧洲的宫廷弄匠和中国的俳优分别从中世纪（大约13世纪）和西周末年（大约公元前8世纪）便开始用笑话为君王贵族取乐。
笑话这种“低微的“出身”及其长期流传民间的历史，造成它十分奇特的地位。一方面，它拥有庞大的听众队伍。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另一方面，它又常被人视为缺乏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这次笑话居然被作为一种独立的喜剧品种，登上了现代艺术——电视的“大雅之堂”，这就在人们心目中重新塑创了“笑话”的形象，人们生平第一次从电视屏幕上观赏到这样一台完整的笑话晚会，似乎重新发现了笑话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一夜之间，笑话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三
所谓“笑话”，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喜剧性、能够引人发笑的小故事。它有几个特点：一是短小凝炼；二是注重语言艺术的内部节奏（围绕一个中心包袱，前有悬念、渲染作铺垫，后有一语破的的揭底）；三是力求含蓄（一般不下结论，而让听者自己通过揣摸和思考获得发现的乐趣）。
以此来衡量，这次大奖赛的有些节目和演员显然还有一定距离：有的段子不精，略嫌拖沓；有的语言缺少喜剧光彩，表演又显得过分，冲淡了效果；有的铺垫欠火候，揭底又缺“绝活儿”，结果放出了“哑炮”；还有的画蛇添足，点题手法笨拙，将预期的笑声大笑化小，小笑化无。
四
笑话的优势在于“通俗”，笑话的癌症则是“庸俗”。
笑话当然要让人发笑，而且是要男女老少，各个阶层的人都来参加笑的大合唱。为此，就必须力求通俗，做到雅俗共赏。
但是，决不能让“通俗”顺着斜坡毫无节制地滑向“庸俗”的泥潭。从这次大奖赛的预赛看，有的参赛段子夹杂着某些低级趣味，有的演员挤眉弄眼，表演失度，方言用得过多过土，使人美感顿失，兴味索然。
对笑话来说，防止庸俗是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本届大奖赛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得者实力不相上下，论喜剧效果也许后者还要略胜一筹，但评委会不约而同地选了一个段子和表演都稍雅一点的名列榜首，这样做，对今后开展笑话电视表演活动做到“俗而不俗”是否能起到某种引导作用呢？
五
我们活得太累了：工作累，生活累，思想累。
我们又活得太躁了：浮躁，烦躁，急躁。
笑话、喜剧，也许是释疲解躁的一帖并不苦口的良药。
愿笑声纯化浮躁之气，浓化乐观、豁达的幽默意识，驱除生活重负和人际关系带来的心理疲惫。
愿笑常驻你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