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漪
他已经逝整一年了，我总以为还活着。今天，我再次轻轻翻开他去年六月寄来的《曹靖华散文选集》，看那题写于扉页的苍秀的钢笔字，不由得再看一眼台板下他的遗照，这才清楚地意识到，遗物虽在，斯人已逝，禁不住滚出两行清泪来。
我和曹老的相识是很晚很晚的事。小时，读过他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近些年陆续又读了他许多直抒心曲的散文，很为那优美而质朴的文笔所感动。但，却从未想到过结识这位我国当代最早介绍苏联文学的翻译大师。1984年，我参加了中原解放军豫西突围和豫鄂陕边区创建的党史征集工作，搜集到芦嵩县曹植甫先生1940年襄助革命的资料，而曹老先生正是靖华同志的父亲。为了资料核实，我专程去北京拜访他。其时，曹老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久病住院，和外界很少接触？知道也确切地址的人着实不多。实在应该感谢在北大深入生活的青年女作家张曼菱，由于她的多方联系，我们才知道了老人的地方。靖华同志得知我是核对乃父历史材料的，立即约见。当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踏进北京医院三楼时，白眉皓首的老寿星已在病房门口迎接我了。
世界上有许多很怪的事。经历丰富、学识超群的老作家，竟然丝毫不知道乃父1946年的革命历史，自然不存在什么核对的问题。他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静静地听我在讲，不时发出“噢，竟有这样的事”那一类的话儿。大概是我向他讲了一个他十分熟悉的人的十分陌生故事，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快变得融洽起来。特别是当地得知我也在业余时间搞点文学创作，话题便很快转到他自已的革命历程、特别是革命文学历程上来。他谈他怎样和瞿秋白一起去苏联学习，怎样结识鲁迅先生，怎样在河南开封交结了苏联作家瓦西列夫（王希利）并向他介绍《阿Q正传》，怎样于一九二七年躲过蒋介石的屠刀逃往苏联，怎样翻译著名作家绥拉菲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特别是当讲到她和夫人到苏联后的第二年生下女儿苏玲，特意指着坐在一边的苏玲同志说：“因为她生在苏联，故起名苏玲。一般人以为是淑字，不对，我最反对那个淑。”说到这里，老人笑了，苏玲笑了，我也不由得笑了。
我们无拘无束地谈着，从曹植甫的协助卢嵩县民主政府到鲁迅给写教泽碑文。我说，为什么要请鲁迅写？他说，他故乡的学子们约定给植甫公立教泽碑，开始是约他写碑文的，他觉得儿了为父亲立传有些不便，这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谁知只过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迅翁便带病写好了碑文。说到这里，他笑着向我告诉了两件趣闻。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公余访问中苏文化协全，当王炳南同志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主席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河南卢氏，毛主席说：“卢氏县有位曹植甫先生，你认得不认得？”他忙说：“曹植甫正是家父，主席何以知道？”主席说：“我是从鲁迅全集里知道的，可惜和他老人家未曾谋面。”稍停，毛主席又问：“你们俩弟兄的俄文底子都很好，要不为什么会同时搞苏联文学翻译”？他一听，就知道是主席搞错了，忙回答，“主席说的那人是曹葆华吧？”毛主席点头：“是的，是的，他是你的弟弟吧？”他说：“我和曹葆华名字相连，而且同都搞苏联文学翻译，可不是兄弟俩，也不是一个地方人，我是河南人，他是四川人，毛主席听到这里，惊讶地说：“噢，要不是你说，我总以为你们是兄弟俩呢？”他们都笑了，笑声中他告诉毛主席，天下之人，无奇不有，他确实有个弟弟，也确实叫曹葆华，和翻译家曹葆华的名字一横一样，只是他的弟弟是文盲，没有进过学堂。听到这桩奇闻，毛主席笑得更响了。
因为话题牵涉到毛主席问候曹植甫先生，又牵涉到鲁迅写的碑文有两个稿子，一个是1934年写的，一个是第二年《细流》杂志发表的，大同小异，第二个稿子是鲁迅的修改稿。这时，他才无限感慨告诉我，第一次教泽碑没有立，是植甫公不同意。1981年后，卢氏各界把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妥了，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又搁了浅。我回答他，因为我要继续到卢氏调查植甫公的事迹，借使把这件事问一问。这样，直到夜幕从大楼顶挂下，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分别。临走，他把他儿子，我驻黎巴嫩武官彭龄写的关于他的散文集《而今百岁正童年》送我，并说这书名是取他一首诗中的句子，为了行文方便，没有按照儿子写父亲那样的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同时，他还说，出版社要出他的散文集，可惜周期拖得太长，如果将来出版，一定给我送一本。
从此，我便和曹老及其家属通开信了，在信件往还过程中，多数是谈植甫公有关经历问题，同时我也向他提供了不少他故乡的实物照片，比如他的村庄路沟口村的鸟瞰图，他散文中一再写到的门前官井和村外的小河等。后来，由于我查清了植甫公教泽碑搁置的原因，把材料寄到中共河南省委，由于杨析综同志的亲自过问，碑亭很快修起了，我把此过程写成文章在“羊城晚报”发表，之后便把剪报寄给了他，他亦委托苏玲同志给我回了信，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再之后，他的病时好时坏，多数时间都住在北京医院。但从苏玲的信中得知，他的神志却一直清楚，有时还给报刊写一些短文章。知道了这些，我既为他和病魔作斗争的情神所感动，又对他活到老写作到老的韧劲表示由衷的钦佩，他真是一个“为霞尚满天”的百年桑榆呵！
去年五月，报纸上刊登了曹老被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的消息，我立即去信表示祝贺，信里顺便提及几年前他所说送我散文集的事。不久，即接到厚厚的挂号一件。打开后，果真是他寄的《曹靖华散文集》，及至看了苏玲同志的信，我不禁热泪潸然，苏玲同志说：“最近，家父病情恶化，医院又一次发了病危通知书，但是，在昏迷中时而也清醒一会儿，接到你的信后，我向他念了，他叫我立即把书寄你。但是，他已经不能写字了，那书前的题签，是我扶着他的手写的。”我立即翻开书看，当“××同志存正曹靖华1987年6月”现入眼帘时，我感到虽然是他女儿扶着手写的，那钢笔字仍和书名题字一模一样。这阵儿，我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有了曹老亲自签名盖章的书。害怕的是，有一日病魔会突然把他拖垮。可是，很快心情又趋明朗，原因是“人民日报”登了他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各国人民友谊勋章”的消息。当看到授奖仪式在北京医院他的病房举行，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一枚圆形佩有缎带的勋章送到曹老病榻前，我高兴得不知该说啥好，我知道，他是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中国人。于是，便立即写信给苏玲，请她代表我向老人表示一个晚辈的祝贺。然而，回信还没有到，晴天一声雷，广播里传来曹老于1987年9月8日病逝的消息，虽然我难过得哭了起来，但接着又破涕为笑。是呀，人活一世，终有一死，九十高龄而仙逝，也算是数得着的老寿星，我还难过什么呀？
岁月似流，曹老辞世匆匆已及一载。这一年，一旦工作稍闲，我总要轻轻翻开曹老寄来的书。我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好像是在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我明知道他早已仙逝，但总觉得他还活着。呵，呵，原来是他的道德和人格永远不死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