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盾
我原来总认为张兴让的面孔应该是单调和刻板的，就象绅士和学者一样。否则的话，是很难把他与“满负荷工作法”揉合在一起的。今年五月，我有幸访问了张兴让，通过一番交谈，才意识到，初期的那种印象竟是如此荒唐。他不仅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名人的味道，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言谈举止幽默诙谐，就象你身边的一位爱说爱笑的老熟人一样。谈起他的满负荷工作法，他说：“人员工作量安排满负荷”是“满负荷工作法”九大内容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也是所有企业在推行“满负荷工作法”时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车间还好说，科室和服务部门就较为棘手。因为它要求搞一手多能，一人多职，把非生产人员压缩到最低限度。
张兴让和西安的企业家座谈时谈了一些自己的具体作法：我们厂凡是需要裁减的人员，经过厂委会研究确定后，由我签字公布。在公布之前，我对手下的中层干部讲，“要是裁减下来的人质问你们的话，你们就说：我实在不想让你下去，是张兴让那小子不是东西的非得让你下去。”我是一个厂长，得罪几个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不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并且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中层干部就不同了，他们要和这些人直接打交道，要是关系弄僵了，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所以说，作为一个厂长，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企业管理的档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怕打击报复，否则的话，我们的步子就一步都迈不开。
张兴让如今已是知名度很高的人了，尤其是在中国的企业界，因此他平日的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了。当被问及家庭生活时，他面带一丝愧色感慨道：老伴跟我20多年，受了不少苦，到了现在，反而我更帮不上一点忙了，孩子、家务全她一个人担着。因此我只要有空，尽可能回家和老伴在一起团聚团聚。
也许是对这位贤内助的好奇与尊敬，因此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的前两天晚上，我和其他三位同事拿着张兴让留的地址，来到了他们家。开门的正是张兴让的老伴，她招呼我们坐定后，一边倒水，一边就回答着我们的好奇。我们是1961年结的婚，那是他还是个“脱帽右派”，当时舆论大极了。什么“她真傻，论条有条，论模样有模样，怎么偏要找个右派？”“还是个共产党员，真不知图个啥？”图个啥呢？因为我看准了他不是个坏人，所以图的就是他那股说实话办实事的憨劲和老实劲。就这样，我们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0多年。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听张厂长讲，你们有时几天都见不上一面？”“可不是，前来找他的人，我从来都无法告诉人家他应该什么时候回来。我在无线电九厂上的是三班倒。有时我该上夜班了，他还没回来；早晨我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上班走了。没办法，我们俩常常是靠留纸条来相互安慰和交待事情。”说到这，她又给我们的杯子里添了一些水。“有时我也常生他的气。记得有一次我病得很重（高血压），他却一直没能回来。他们厂的同志来看我时说。张厂长这几天忙极了，无法回来照顾你，所以我们大伙代他来看望你。你说气人不气人。可我回头又一想，他有他的工作，有他的事业，作为他的妻子，我还是应该支持他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张兴让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只是讲在工作上要满负荷，而她却是在厂里和家里都是满负荷呀！
10点多了，当我们刚要告辞时，张兴让回来了。他让我们再坐一会儿，我忙说：“我们坐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你也该休息了。是这样吧，我们在一起合影一张就算作是一个留念吧。”“那好。”说完张兴让就抱起了小外甥女，与老伴一起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