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宽厚
河者，古时黄河之专称，犹如长江之称江，殇者，《辞海》解释为：①未成年而死。②死难者。不管取哪种意思，都离不开一个“死”字。电视片《河殇》的命名寄托了编导者的深意，继承了届原、杜甫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的传统。有人作了如下题解：“以黄土和黄河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乃是一个夭折太早、没有得到健康发展的文明，我们再也不能一味歌颂它了，再也不应一味地虚骄下去了。”的确，这是一个严肃、悲壮的主题，在有限的画面和解说词里给人的启示和联想是深远乃至无限的。
二
《河殇》的编导者慨叹未能独立建起工业文明是因为大山大洋的“隔绝机制”，使中国“成为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岂不知正因为这种环境使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形态才稳定发展，垂两千年而不死，以至于今天仍然“形死神不死”，而其它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文明则早已寿终正寝，有的甚至亡种灭国了。先进与落后，成功与失败，生与死，相悖相生，这才是万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三
对郑和七下西洋“毫无经济目的”的谦谦君子之风难以理解，对戚继光将长城修到海边，竟未想过要去岛国看看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深表遗憾；为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20位而痛心疾首，被“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确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这种“脑体倒挂现象”所忧伤……比多少名人的著作、要人的讲话都更深刻、更尖锐地接触了问题的实质，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四
有人批评这是发了个“高级牢骚”，有人认为是“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当然赞扬的是大多数，《河殇》得到举国上下、各个不同层次的观众的重视、赏识绝非偶然。尽管有许多观点未免偏激、失当，尽管从结构、逻辑到情绪上充满了浮躁和嘈杂（代表了时人急功近利的心境——经商者梦想一夜之间成为“万元户”，从文者欲一举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平心而论，它汲取了几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将精英文化用现代传递媒界普及给群众，功不可没。
壮哉，《河殇》！集大成者，开风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