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云儒
在改革大浪中，弄潮的业余作者怎样写改革？尊敬的同行们又怎样感受改革？我一口气读完了《陕西工人报》推荐采的各位作者的作品。印象——思考多样气质多样表述多样；视角迥异笔调迥异；立意精粹形象精粹文笔精粹。我有点纳闷了，壮怀激烈、莺飞草长的改革家，老少咸宜，星汉灿烂的改革人，为什么一提倡去写、而不看怎样写就必定单调，就必定有“组合中心”之嫌呢？各位的风流文章又一次证明了此说的不科学不精确。鲁迅曾讲到过，建造阿房宫的人名不见经传，烧毁阿房宫的项羽倒名垂青史。其间原因自很复杂，内里也确有许多社会历史人情心理和传播方面的规律在起作用（譬如求异思维和逆反心理就是一种），却总不能说唯此才正常，唯此才公允，总不能说这种生活实践与艺术反映或多或少的背弃，今天和今后硬要紊丝不动地保持下去。对这个问题，我在这次征文中听到了各位作者的回答。回答得明确而机智。
蒋金彦、商子秦：《新官纪实》。用短短的两千字，“正面强攻”主人公。从作者勇于选择艰难的写法看，似乎和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同属于敢于弄潮的一类。（而我一直感到子秦有些腼腆，足见察人之浅）以雄健之笔写豪强之人。大刀阔斧的矛盾冲突，粗放明晰的轮廓勾勒，确定无疑的语态笔调，铿锵的文字组成的短句短段，传送着扑面而采的改革热风。人之质文之意境之气畅汇一体。在磅礴大气之中，又没有忘记有性格表现力的细节——调刘忠时的激将法；没有忘记机巧——人物都写出采了，才在最后介绍此君的行状、姓名、职务等等；没有忘记幽默——“至于此君身高、体重、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具体数据，因本文不是征婚广告，故一并从略”，以此句将全文打住。这也许传达出一种内在的信息：改革虽然任重道远，改革者和写改革者却并不一味的累重疲惫。举重若轻，以机智的杠杆撬起时代的大鼎，用笑声化解严峻，使他们具有了精神上的优势，成为正在取得胜利或没有取得胜利的胜利者。
李佩芝：《夜色温柔》。原采改革也可以这样写！毫不经意似地拈来一个场面，几句对白，就敷衍成篇。以女性的情味和笔调，在宏恢的浪潮中提出了一个纯然人伦的、心理的问题：理解厂长。这问题不是以逻辑力量提出来的，而是在画面中感情中对话中，在字里行间“浸”出来，“晕”出来。作者并不展开笔墨说理，只是在流动的夜色中，在心头蓦然涌出的一股柔情中，将感受传达出来，教你有所感悟。人与人的感应和勾通，有时靠说理，有时却只需要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点化。能将包含在生活中的道理明晰、精辟地说出来，是一种艺术：能将包含着道理的生活情景捕捉住、晕染出来，又是一种艺术。李佩芝抓住感悄性形象性写改革，将隐隐流淌在饮革大潮中夜色般温柔的人情味展现了出来，应该说更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优势。
徐剑铭：《书记的情怀》。也是提问题的，写来却带着更多的舆论介入色彩。随着改革的发展，当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由书记移到厂长、经理身上的时候，作者却执著地在原有视角里去发掘新的社会内容和全息时代的变迁。这也是一种求异思维，一种新闻敏感。在改革中首当其冲的厂长需要群众的理解，在改革中不断作生活位移的书记需要深广的情怀。这都何止是写的一个人？都是通过一个人在写一个时代啊。作者是当过记者的，现在更深地沉进生活之中，非他写不出此篇。
陈欣明：《深山里，有九节狸》。写得新鲜而别致，它自始至终抓住烟名“九节狸”这个动物作为人物对应的象征，来写改革者，写乡土、人民对改革者的哺育和营养。九节狸能活络筋骨，狸尾又呈链环式，大家从中吸取了它的生命力和韧性。九节狸冬日在洞穴里积蓄力量，春夏舒展筋骨，秋天便长得丰满，大家从中吸取甘于寂寞、具有迸发力用于改革。九节狸还象山里的女子、后生，很俊美，大家又把烟的装璜收拾得漂漂亮亮。烟厂发达了，九节狸成天在烟地里钻，也染上了油烟味。文章结束得很妙啊：“这深山里的生灵会给烟厂里的人们带来一些什么呢？一缕清香，无限启迪”。欲画人偏画物，欲写此偏写彼，这种“跳开去”的“空镜头”的写法使读者有了广阔的再创造余地。
袁瑛的《物价卫士》选择了和群众利益十分切近的题材。为职工群众说话是工会报纸重要的职能，过去发挥得不够。而顾客组织起来监督物价，本身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物价卫士》由是显出了它特有的价值。作者以充实的材料写出了一个为群众利益热心奔走呼号的人物。行文一如人物本身那样朴素、平易。
京夫的《仿古》涉笔颇深，说的是改革大潮中，由于国民文化素质不高，导致新奇怪异混杂，前进的生命力和愚昧的仿古心一齐被激活起来，勾勒出追新与恋旧的强烈反差如何组成历史嬗晚期画面的特异色彩。邢良俊的《肯德基家乡鸡》写美国人在中国开办快餐馆，是一个“涉外”题材，在征文中“只此一家”。没有掉在对餐馆的全面描绘中，而是从中提出外国人用现代管理、现代烹饪技术将中国的鸡、中国的菜作精加工来赚中国人的钱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来着意描绘和议论，取得了形象、意蕴超越题材的效果。文学艺术反映四化建设，主要由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近两年，又增加了经济资助的吸引力，我以为这未尝不是好事。经济吸引力可视为新时期生活吸引力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对反映、描绘了它的艺术理所当然的馈赠。经济因素强固了文艺反映四化的责任和艺术要求，既有利于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介入也可能刺激文艺的急功近利，写作中的粗糙、表面或屈从于眼前经济活动需要的现象免不了会发生（这次征文当然不能幸免）。作为事物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无须大惊小怪，也一定能逐步克服。我总相信，反映时代深刻变化的宏篇巨制会在这一砖一石的积累中诞生。如此看来，《陕西工人报》和宝鸡机床厂的这次征文，意义便超出征文和评奖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西安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