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勇 李忠效
在我们即将结束在八宝山历时两个多星期的采访之前，我们总是感觉到仿佛还有什么没找到，于是，我们又一次参观了八宝山殡仪馆的火化车间，整容室和八宝山骨灰堂。八宝山骨灰堂是县团以上干部存放骨灰的地方。普通百姓的骨灰则存放在离八宝山有一站之遥的老山骨灰堂。
八宝山骨灰堂又分中室和侧室。中室是中央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存放骨灰的地方，中室的最北面一间是中央领导的骨灰存放室。在“中央室”里，我们看见了朱德、董必武、陈毅、彭德怀等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照片，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总理在哪儿？”我们问带我们同来的崇师傅。
“总理没留骨灰……”崇师傅说。
这时我们猛然记起，总理的骨灰已在十多年前遵照他的遗嘱撒向了祖国大地。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1973年冬，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一伙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使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械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笼罩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而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排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坐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排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