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日乾
据说尧舜时代，交通要道竖有让人写谏言评议官吏好坏、指责君主过失的“华表木”，也叫“诽谤木”。“诽谤”一词的原意是公开指责别人过错，以之命名，显见是在提倡公众监督。但后来，华表木却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帝王威严的建筑装饰物——如我们现在在天安门前看到的那样。新中国建立后，党政机关门口普遍设有醒目的意见箱。和华表木类似，这意见箱在起初是发挥了良好作用的，而后来，也慢慢退化了，箱虽设而常不开，有的竟至锁已锈蚀，成了“聋子的耳朵”.
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原为听取群众意见的设施差不多一样地变成了装饰品，这是值得深思的。我想，华表木之终于变质，是与君主职分的变化直接关联的。初设华表木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客随主便，当然要听主人的评估和指点；后来慢慢地君权强化了，君主神气了，“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利害之权皆出于我”，听不听你的意见就得看我是否高兴了。到了秦赢政，君主改称皇帝，朕即国家，至高无上，“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哪里还准公开批评朝政。公仆成了公“主”、公“爷”，华表木也只能虚有其华美的外表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意见箱缘何也变成了“样子货”，这也不能不从我们的公仆身上找原因。我记得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干部是倾听群众意见的。尔后，等级慢慢森严，干群距离拉大，待到57年给几十万提意见的人扣上“右派”帽子以后，情形便大不相同，不少人开始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边的呼声则爱理不理了。及到强迫风命令风盛行，一言堂瞎指挥出现，意见箱便开始成为历史的陈迹被遗忘在风雨中了。
要防止公仆成为新的老爷，群众监督是不可少的。为此，去年以来不少检察机关专设了举报电话，其功德不亚于尧舜时的华表木和解放初的意见箱。然而，我担心，在众多的增设举报电话者中，有没有迫于大势而并非出于本心的？过了治理整顿的今明两年，会不会出现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查而不处或把举报人秦香莲透露给陈世美的现象？同为检察监督机关的干部也是人，如果他们无人监督，不受制约，就有可能变为“牧民”的“官”。天长日久，举报电话会不会成为一种点缀品——如某些街头昼夜不亮的路灯？
李白曾说他是“杞国无事忧天倾”，我大概也是。如果将来的实践证明我今天发的是杞人之忧，我决不愧悔还要庆幸，无疑，那是因了我们改革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