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时阔
去年岁尾，为《河殤》受辱一事，笔青曹写一小文，发了一通“牢骚”。今年岁首，某些有身份的人又谆谆告诫人们：“切不可发‘牢骚’”，因为“牢骚不能教国”。闻此言，由不得想再“牢骚”几句。
发“牢骚”不能救国，不发“牢骚”就一定能救国吗？当今热心救国的人可不可以发“牢骚”？现实中不发“牢骚”也不救国的人有没有？把“牢骚”与“救国”之间的关系固定为一种模式，正如当年把“社会主义”与“草”、“资本主义”与“苗”的关系对应起来一样荒唐。
对执政者来说，只要善于从人民的“牢骚”话中吸取正确的意见，还是可以救国的。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兼听”（包括听臣民的“牢骚”话），因此才有标垂青史的“贞观之治”。宋太祖赵匡胤也因由听不得“牢骚”转而敬重发“牢骚”的人从而赢得臣民的拥护。据史载，一天赵匡胤正在打鸟，一位大臣前来奏事扰了他的雅兴，遂愤然道：“这种小事急什么？”大臣抢白道：“再小的国事也比打鸟要紧！”（纯属“牢骚”话！）赵听后暴跳如雷，持杖打落了奏事大臣的两顆门牙。大臣弯腰拣起门牙说：“这件事会有史官直笔的。”（又是“牢骚”话！赵匡胤猛然省悟（也许是害怕史官将其暴行记入史书），连忙夸奖大臣说得有理，并送他一笔银子表示慰问。唐宗宋祖的功业之所以被称颂，这与他们能容忍臣民的“牢骚”话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另一种情况下，即使象屈原那样悲天怆地地大发“高级牢骚”，也还是救不了国的。不过这已不是发“牢骚”者的责任了。
既然大人物讲了话，不让发“牢骚”那就不发好了。好在中国人并不缺乏幽默，如今各种以严肃话题为内容的“黑话”、“顺口溜”、“打油诗”在群众中不胫而走。人们听到后会心地相视一笑，既开心又过瘾，何必再去发那种不招人喜爱的“牢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