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平 山竹
说起来有点象天方夜谭。然而，在这里，你时刻都可以听到一个个荒诞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农民敲榨工厂的故事。
《红高梁》新传
这里不产红高梁，但用以玉米为主要原料情酿出的优质特曲，其色香味和红红的高梁酒一样醉人。这便是座落在汉江北岸，有十六年厂龄的县酒厂。今年三月上旬，酒广所在地的菜湾乡某村，由七人组成了一个“建水塔委员会”。“委员会”决定，酒厂必须拿赞助费一万元，否则，“委员会”有权禁止酒厂从滔滔汉江中抽水。十指直扼酒厂的咽喉。
酒厂正处在扩建过程，资金十分窘迫，但仍答应资助三千元。村上未达到目的，便采取非常时期果断措施：切断水管，拿走抽水阀门和电缆线；村上开工资，组织村民日夜值班，不准抽水，不准修理。结果，停产四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二万元，厂长多次找村组干部协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村上的口号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酒厂万般无奈，连日来一个个求爷爷告奶奶，才集拢了几位村组干部，厂长请求再协商协商赞助费的数目，一位村民说：可以，可以，九千九百九啊！厂长无可奈何地说：好洒！好酒！
傀儡厂长
县水泥厂从1988年入冬以来，已出库八百多吨水泥，而厂长却没有一吨水泥的批条权。生产科一位负责同志要买十袋水泥，竟然给农民说了不尽的好话，才走了“后门”。
水泥厂所在地双城村一组自1987年以来，厂方尽管有十多个富余人员，但仍把包装入库、出窑、上车、出库等工作，让利给组上，一年可收入四万多元。1984年由村组干部出面提出组织拖拉机运输，经协商，厂方同意水泥出库数的40%让该组运输，一年亦可收入四万多元。可农民们不满足已得到的利益。他们私自把装车费原定每吨五角钱涨到五元，包装水泥费在原价基础上提高30%。如不按他们的要求办，他们就不干了，但别人也干不成。厂里工人去干，他们抢走工具，并摆出随时打架的姿势。
令人惊叹的是，从1988年10月份开始，在水泥出库前，农民划地为牢，手指成堆，将水泥归为己有，然后每吨加价15元出售给用户，未经过任何劳动，就获得了大笔收入。还有的农民就地将每吨131元的水泥，抢占到手，然后以200元一吨倒卖给基建单位或个。
短命的消息树
某厂新扩建工程，在党家坝征地40亩。在决定某日清理地面附属物时，一夜之间，变戏法似的，地里冒出了成千上万株“小树”。厂长知道有诈，便借故更改了日期。结果，那成千上万株无根之木，经过几日暴晒，全部枯萎。尽管如此，厂长还是没有逃出被数名妇女拍巴掌、拍屁股诅骂的厄运，且乖乖地多掏出几万元才了事。
钢丝绳的妙用
水泥厂进厂区路口，一根钢丝绳森森如路闸，横拴在路两旁的树上，牢牢地挡住了进出的车辆，也牢牢地操住了水泥运输的生杀大权。水泥厂的两辆专门为运输而购买的大卡车，长年闲置，年损失几万元。
以上“高层次”敲榨者的表现使人感到十分新颖，而“低层次”敲榨者的能量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一切，人们感到震惊、痛心，更有困惑。
农民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敲榨工厂的原因何在？
有人说，这是因为目前农民的素质不高。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农民们缺乏有效的法制教育，这是造成他们敲榨工广的原因之
一位农民说起来振振有辞：我是农民，你能扣我工资？扣我奖金？开除我球籍？现在不搞白不搞，社会就是这……
尽管农民们在敲榨工厂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许多同志认为，对于敲榨者的成因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酒厂薛厂长说：我县大部分工厂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建成的。那时候不存在征地，一些领导随手指找；既使征了地，手续也不完备，留下了后遗症。随着农村责任制的实行，贫困山区的一部分农民也想走致富的捷径，他们盯住了厂矿。所以，他们要么提出的要求急功近利，苛刻浅薄；要么拿出无赖手段，使你奈何不得。我们厂从七四年建厂以来，酒厂为附近的农民做了无数的好事，厂里的酒槽，全部无偿送给了农民。仅此一项，酒厂少获利20多万元。
磷肥厂乐厂长直言不讳地说：我做为一个企业的厂长，有两最，最头疼农民和厂里扯皮；最害怕农民倒卖磷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厂长说：有一个厂子，为了和附近农民缓和尖锐的矛盾，他们只有经常给村组干部上上贡，烟酒烟酒。纸厂、玻璃厂、汞锑矿等等广矿，不仅在受到周围农民困扰，同时，农民还提出了向党家坝、流田埔学习的口号……
这些沉重而又焦虑的话，不仅仅是在反思，更带着深深的呼唤：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