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的澄城烟厂,当人们为厂长们献上庆功的鲜花、美酒时,也忘不了该厂财务科长刘耀斌为振兴企业所花费的心血。
组织外汇龙年伊始,厂长高峰决定产值、产量要较上年翻一番。决策易,实施难,正值国家紧缩银根,仅买烟叶、进设备的外汇就需100万。高峰给刘耀斌下了死任务:再难,半月内外汇必须搞回!刘耀斌二话没说,立即带人去闯京。
如果说买机票、找旅社让刘耀斌初尝苦头,那以后到国家外汇局,看的脸,受的气则更使他有口难言。办事人员一听口音是老陕,不屑地问:“行情懂不懂?怎样办手续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想以这诚实的回答换来同情。“那来干什么?要外汇,没门!”正当老刘和他的同伴们象没头苍蝇般在偌大的北京乱飞、处处碰壁的时候,他那胖呼呼的同伴却想了个“锦囊妙计”;“为何不把在中央当部长的乡党拿出来做招牌呢?”没想到这一招倒灵。结果,红灯变成了绿灯,拚命奔波15天,总算把外汇搞到了。说来人们可能不信,北京15天,诸多的名胜古迹,竟无一处留有他们的足迹!
参与决策
1988年初,“阿诗玛”“红塔山”等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后,“钟楼”香烟立时走俏。一些地方,每盒涨到三元甚至五元。一次厂务会上,一位厂长提出,“钟楼”香烟应提到一元二角以上。刘耀斌反对。他从市场需求,顾客心理,“钟楼”烟的质量、装璜等方面分析,提出不宜将价提得过高的理由。会开了三次,争论三次。如果说,这三次争论并没有使大家对刘耀斌信服的话,那么,市场的变化,大家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了。
一些兄弟厂家,追赶涨价潮,盲目提价造成产品识压,再度降价仍问津者寡,使企业大伤元气。而定价为一元零六分的“钟楼”香烟,越销越畅,越销越俏。
胆大招高
去年年初,高峰和副厂长燕宏恩提出烟厂要搞二级核算,并成立工厂银行。刘耀斌劲头十足,这正是他把财务工作引入企业管理机制的夙愿。当他把方案构思得井井有条时,出外学习的人却给他当头浇了一桶凉水:二级核算能搞,工厂银行由于烟厂产品和原辅料品种多,不能搞。高厂长也动摇了。
刘耀斌面见厂长直陈其词,他的魄力、勇气、自信,坚定了厂长的信心。
刘耀斌那些日子忙极了,逐车间建帐、结帐,落实指标。不几天,工厂银行便显出了威力:盲目领料的现象没有了,浪费原辅料的现象绝迹了,长明灯、长流水的现象消失了……188年成立工厂银行仅半年,生产2500大箱卷烟计算,仅原辅料、制造费用就节约85万元还要多……它的深层意义还在于:强化了职工负的主人翁意识。 (奇石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