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熊
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的政策，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指出：“坚定不移地扩大公开性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本质”；“是把个人同社会，国家、集体的一切事业沟通起来的必要条件”；“是在全民监督所有社会机构、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活动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不遭扭曲的有效保证”；“所有生活领域的公开性，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和使改革不可逆转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访苏期间，我们亲身体会到，公开性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声势相当浩大，粗略归纳一下，就有这几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让人民知道”。同过去“闭关性”做法不一样，现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周开会后都随即在报纸上发表公报：宣布讨论了哪些问题，作出了什么决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开会以及内政外交的重大活动，也都贯彻公开性。苏美首脑四次会晤，戈尔巴乔夫向公众提供的有关情况起码不少于美方；而在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和电视讲话中所介绍的有关情况，更远远超过里根所透露的内情。
一党和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前，“让人民参加决策”。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前一个月，报刊上发表详细提纲，其中包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等，供全党和全民讨论，发表各种意见。国营企业法、合作社法和集体农民示范章程等，也都提前公布草案，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听取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再进行修改，然后立法。
一及时提供充分丽客观的信息，报喜也报忧。新闻媒介很重视及时报道社会各预域的动态消息。对不论是政治性的还是灾搞性的嚣大的“不利事件”，苏联报刊都能及时进行报道；对别国的报道也日趋客观。对西方，不再象过去那样只局限于“揭疮疤”，产家有好东西，特别是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东西■也能予以报道，而且比较实事求是。
——批评缺点，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苏联强调“批评没有禁区”，还有一个规定，对报刊的批评，有关方面必须作出回答。戈尔巴乔夫指出，“中央委员会要求各级领导人及时地和实事求是地回答报刊的质问和对他们的批评。”被批评单位或负责官员的回答都随时加以发表，回答的内容一般都含有关于事情的表态、错误的原因及采取什么具体改进措施等。
苏联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大多表现在对酒酗、吸毒、卖淫、统计公报弄虚作假、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等现象的揭发；对负责官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欺上瞒下等行为，也不断予以披露。仅在我们访苏前的半年中，苏联报刊就揭露了前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摩纳耶夫当政期间，当地不少干部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严重情况；报道了前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是侵吞国家资产达40亿卢布（约合60亿美元）的“乌兹别克棉花案”的主犯，详细揭露了曾受勃列日捏夫重用的前苏联内务部长谢洛科夫滥用职权和贪赃枉法的严重罪行；揭露了勃列日涅夫的女婿，接受大量贿赂的内幕，以及他利用权势把苏联内务部克雷洛夫中将迫害致死的经过；揭露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外贸银行、国家银行前领导人曾动用巨款购买贵重手表和名画等。
——总结历史教训，恢复历史真相。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大规模的屠杀到赫鲁晓夫改革的局限性、失败的原因和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为何会出现社会经济停滞与危机前的状态等，内容非常广泛。——公开性已在冲击苏联对外政策这个禁区，一些专家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长期来苏联对外政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傲慢做法”；苏联部署中程导弹和出兵阿富汗都是“严重的错误”等；指责苏联外交部是“用厚厚的城墙围起来的“堡垒”，处于舆论批评之外”。
我们且不管这些争论的是非，也不管公开性的今后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今天的苏联，已日益变成一个“透明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