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锅灶门口下蹲着一个炭罐。它黝黑色，纺锤形，用泥浆糊过无数次，一罐能盛炭半公斤，烧饭、炒菜时把燃过的炭装在里面捂灭。
五十年代，母亲操持家务，无数次地装红炭倒黑炭。攒够一筐子，便拿到镇上的铁匠炉了一卖，换成三、五角钱，又买回一斤八两煤油或二三斤食盐度日。冬天，炭罐便成了我等之辈取不尽，用不竭的取暖源泉。在“一大二公”时期，食堂取代了一家一户的小锅饭，炭罐“退休”了两三年。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家庭财源拮据，母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炭灌糊了又糊，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装入倒出。它不仅弥补了家庭生活上的不足，还为我读初、高中每月提供了两、三块钱的费用。后来，我考取了西安的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县城一家酒厂当技术员又当上了工程师，每月工资加补贴慢慢拿到二百元左右；父母亲在故乡的农村操持的家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盛粮食的大小柜、瓮、罐满流流，组合家俱、高档电器琳琅满目，衣食住行，生活起居都变了。“一饱忘了千年饥”，不要说是孩子们，就连吃过苦，受过罪的我也把“炭罐”的创业史忘却得一干二净。有一次，好动的孩子们在杂物中发现了二次“退休”的炭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要扔掉，我下意识地从孩子手里夺过了炭罐，又与杂物为伍存在一起。
去年，市场上物价上涨，一公斤木炭要卖七八角钱，我家入不敷出的反差越来越突出。经过苦思冥想，我想起了炭罐，便让孩子们把它从杂物中捡出来，安放在锅灶口下，让妻子开始了一日三餐的装入倒出。而今，每当我用炭罐取暖，或拿到镇上的“活性炭厂”出卖木炭，一次可收入五六块钱时，我仿佛看到一位满头银丝，手持拐杖的“老大婆”在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