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学
“小董，听说当年你们家里人乘坐你爸爸的专车极不容易，是吗？”
“是的，不仅不容易，而且相当的不容易。我们当儿女的不仅不敢想，就连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我的妈妈何莲芝还坐过‘二等车’哩”。
“‘二等车’”……
这段对话，是我向董良翠同志采访池父亲董老革命家风时的开头。
“‘二等车’，是啥车”我不明其意地问。
她笑了笑说：“先说说我爸爸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庄严’声明吧”。他说：上级给我配备的专车，是供我开会和办公用的，包括我在内，谁也不能假公济私占公家的便宜。由于他态度严肃，词句严厉，我们作儿女的不敢想，连我妈妈想搭他个便车，他也认真地盘问再三，如果是公事还可以捎上，如果是私事，对不起，照样得去挤公共汽车和步行。并再三解释，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
由于他的党性原则强，对全家人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严格，为此，我妈妈才坐了一次“二等车”。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们家住在中南海，妈妈突然接到远方客人来京的电话，并说事情很急，又怕时间来不及，尽管车在家里闲着，我妈妈仍然准备步行前往。这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我的爱人张力推着自行车进了家门，得知妈妈有急事出外，便拍了拍自行车的后座说：如果妈妈不嫌弃，就乘坐我这“二等车”吧，总比你步行快些。
妈妈高兴地说：“要得，‘二等车’也很安逸嘛。说完，我们就扶妈上了车后坐。我还告诉张力，妈妈上了年纪，路上要小心……。
谁知，张力小心地骑到一个交叉路口时，红灯突亮，张力猛一刹车，妈妈没有准备当即从车上摔了下来，爬在地下半天起不来。推回家里医了月余才能走路。我们作儿女的见状，心里不是滋味，还未怨爸爸，妈妈就给我们作工作，你爸爸作得对，他是爱咱家才这样做的。”
董良翠细声慢语地讲到这里，我颇为感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董老一生从严要求家属的许多故事，其中为老伴诞辰小诗祝之最为感人：
“贻我含笑花，
报以忘忧草，
莫忧儿女事，
常笑偕吾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