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杂志社 周弘廉
我是位名不见经传的摄影爱好者。起初学摄影是觉得好玩，同事们在一起你给我照，我给你拍，渐渐地有了点“水平”。自82年起我在报刊上偶然发表了两幅照片，这媒介的宣传效果可真大，一时间我成了“有名”的摄影师，恰好有同学结婚，请我携机前往，谢天谢地我没有“砸锅”，照片往像册里一夹，成了永久的回忆。
85年之前，我用的是“海鸥”4B120型相机，仅给亲戚、朋友、师傅们拍摄剩下的胶卷轴就有一百多个。我用线绳穿起来，有好几大串哩，我象珍藏“文物”那样保管着它，因为它记录着我的爱好、感情和进步。之后，随着彩卷的普及，我也在给别人拍摄婚礼照之际，屡屡“品尝”富士、柯达、柯尼卡等洋产品的“洋荤”。我常想，摄影师的艺术价值大多表现在影展的橱窗里，报刊的版面上，这当然具有社会价值。而我的作品记在影集里，不也具有一种美化生活的价值吗？
每每在我探访自己“服务”过的家庭时，粗算也有三、四十家吧。除拍摄婚礼照之外，我也曾受邀拍过几次“白事”。其中有一位姓郭的老干部，离休后患了肝癌，要留几张遗容，我辈义不容辞，精心调焦合理用光。照片出来了，我也对得住过世的人了……几年下来，我利用节假日、换休日，服务于人，从没收一分钱的报酬，但这并不亏。因为我得到了生活情趣的充实。它比开照相馆更容易获取“社会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