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瑞麟
陕西电视台最近播映了台湾电视剧《京华烟云》，其中顺亚的潇洒倜傥，经亚的斯文敦厚，姚父的豁达淡泊，木兰的聪颖美丽，素云的好胜气傲，牛怀瑜的凶狠狡诈，俱给大陆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原著作者林语堂先生撰写这部小说却是出于偶然的。1938年春天，旅居美国的林语堂先生突然想翻译《红楼梦》，欲将中国社会介绍给西洋人。但“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又决定写一部小说。最初两个月的预备全是在脑中的，后来开始打算，把表格画得整整齐齐的，把每个人的年龄都写了出来，几样重要事件也记下来。自8月到巴黎时动笔，到1939年8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8页，有时两页，有时15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19页，成空前之记录。其中好多佳话或奇遇，都是涉笔成趣，临文时杜撰出来的。据林语堂先生的女儿林如斯后来回忆说：“父亲不仅在红玉之死后挥泪而已，写到那最壮丽的最后一页时，眼眶又充满了眼泪，这次非为个人悲伤而掉泪，却是被这伟大的民众所感动，眼泪再也收不住了。作者写得自己哭了，怎么会叫读者忍着眼泪咽下去呢？”可见林语堂先生写这部艺术巨著时不仅用心专一，呕心沥血，而且已至出神入化之境。难怪西方评论界给予此书很高评价，翻译成为多种文字，还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
由于林语堂先生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和文学观都很复杂，他以庄子哲学来认识历史，观察社会，体验人生，这就使作品蒙上一层神秘的、梦幻的宿命的色彩，也造成了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意念化。至于对日本侵略者在军事、经济两个方面残暴、血腥罪行的无情而独特的揭露，对青年一代毅然决然抗日、进步的赞美，更是当时远在异国他乡的林语堂先生爱国热忱的真诚流露。但由于种种局限，作者不大理解代表未来的青年一代，更不理解近现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艺术上描绘得也不够，甚至有消极、抵触之处。但小说中的有为青年不再接受庄子的生死、盛衰听其自然的消极思想，不再一味幽默，不再“费厄泼赖”，这正是林语堂先生在民族危亡关头的一种可贵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阅读小说原作及观赏电视剧时，都理应肯定作者和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