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是铜川矿务局东坡煤矿的职工。今年2月26日，我们一行三人去西安出差，在西安市康复路商贸市场购物时，被一家个体摊主强迫购买女式长筒袜。他们连推带拉，强行搜出我们一人口袋中的25元钱“买”一捆袜子，还有一位中年妇女自称是省个体协会的干部，上前帮腔助威。正当我们无奈时，恰逢西安市新城区区委书记偕同该地区工商所、派出所的负责同志检查市场工作，见到此况，就把一干人带到市场管理所，严厉批评了摊主的敲诈行为，并把25元如数退还了我们。经查验工作证和了解，原来自称为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妇女是这家摊主的亲戚。于是电话通知她单位领导来现场把人领回。
我们回到单位后，就把这件小事丢到九宵云外去了。不料，四月初，省工商局、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又派了三名同志，驱车200里赶到我们煤矿向矿领导和我们道歉，还用车把我们接到西安。随后两家单位在省政府十一楼会议室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让我们在会上讲述全部经过，并让在场的那位妇女在会上作了检查。会上，省工商局、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的领导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以此为镜，举一反三，开展讨论，转变作风，加强廉政教育。
由此，我们看到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廉政建设已逐渐深入人心，我们的党大有希望。铜川矿务局东坡矿选运区 罗忠
编辑部收到的这封感谢信把我带到了新城区委，在区委办公室里，我知道了这位书记叫鲁生琳。办公室副主任戴林才还告诉我，在鲁生琳担任区委书记的六年中，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吃喝厂长被查处
1987年二月下旬，新城区所属一家工厂的职工反映，他们厂的书记、厂长每个星期天都在厂内用公款大吃大喝，鲁生琳本想给主管局长打个招呼查处一下，但又想，万一不是事实岂不冤枉了人。于是在一个厂休日（星期五），鲁生琳约了区委办公室的杜梦西主任，只说一起下工厂搞调查。先走了两家工厂，赶十二点半来到这家工厂，推开办公室的门，果然见到满桌子残酒剩菜，厂里的书记、厂长和几个人见鲁书记他们来了，忙说他们在搞基建加班。鲁生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一下子问得他们张口结舌。结果，这两名厂领导受到了处分：一个调离，一个降职。
好一本“说情登记簿”
去年秋，市、区在车站地区的整顿中，查出有一家私人旅馆雇用了两名青年妇女为他们“接客”，店主不给这两名妇女付工资，当她们接到客人并在这家旅馆陪宿时，则要按小时向店主交付“床铺费”。市、区领导和公安局对这个案子很重视，要求尽快处理。但进展缓慢。鲁生琳去车站检查工作时，管委会同志反映说：现在案子很难办，不管什么案子，都有来说情的。鲁生琳对管委会的同志说：你们建立一本“说情登记簿”，凡是说情的人来了，就给他介绍案情，讲清这家“黑店”应当取缔的理由。如果对方仍要说情，就请他在簿子上登记姓名和单位，然后在季度末报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区纪委汇总曝光。
此法一行，说情者就一个也不见了。
这样的“闲事”就是要管
鲁生琳上班要经过炭市街走一段路，炭市街农副市场恰恰正是新城区所辖的范围。
有一回路过，他见到一名青年市管人员态度蛮横地要没收菜农的杆秤，他便上前劝阻，告诉这青年人做好思想工作，同时对他有了三分注意。不久，鲁生琳经过炭市街市管会，门口围了一群人，人们纷纷说“市管会打人了。”他便趁人不注意从市管人员身后挤进门去，一声不吭地坐在铁床上看，那个市管青年打过之后，还正指着农民鼻子大声训斥。这个青年一见到鲁生琳，就问他是干啥的，轰他出去，鲁生琳仍旧一声没吭走了。当他刚出门，打人的青年说：“又是这个老家伙多管闲事，老子就想揍他。”
回到区委，他立刻请来了工商局长和市管所长，告诉他们说：“人家反应市管会同志打人，我不信，今天我亲眼看到了。这件事只好麻烦你们去出面教育了。”当然，那个青年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和教育。
鲁生琳已经53岁了，清瘦的身子，一副知识分子模样。要说挨打，恐怕经不住两拳三脚。但他却见事不怕，专爱“管闲事”。在公共汽车上见到小偷偷东西他出手阻挡，在市场上见到欺行霸市的他也要管一管。今天发表的这封信，只不过是他“管闲事”的一个例证。2月26日康复路贸易市场摊主赵文才的不法行为，使他很气愤，但他更气愤的是姓左的省工商局个体劳动者协会的那个干部给赵文才助威霸市的恶劣行为。他说：“他们这样搞，群众有意见不骂哪一个人，群众骂的是国家机关，骂的是共产党，这个影响坏极了！”
当我和鲁生琳谈起这些事时，他说：“我干了个啥？一点点小事情罢了。但群众却发自肺腑地再三感谢，这使我太渐愧、太不安了。我做得太少太少了。我是个党员，又当了共产党的‘官’。当了这个官就要管事，就要为群众为人民干一点好事实事。只有这样做了，党群关系才能改善，党的威信才能提高。有人要对我动拳头动刀子我怕不怕？怕。可是，谁叫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哩？从眼皮子底过的事，我怎么能装不知道呢？”只要我们的党员，我们党的干部、每个人都坚持调查研究，都做几件对群众有益的实事，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呢？ 本报记者 周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