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华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众多文学名著，莫不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读罢《红楼梦》，薛宝钗、王熙凤、林黛玉、晴雯等等便都活生生地浮现在你的脑际。曹雪芹是用什么办法把人物塑造得这样栩栩如生呢？
曹雪芹很少直接地用议论方式臧否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典型环境中，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含蓄地表示各自的思想与品质。有时作者还经常使用欲贬故扬和欲扬故贬的方式，在议论中故意说些反话，以期和人物行动达成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人物性格的特征性与鲜明性。当王夫人命人将“四五日水米不曾粘牙、恹恹弱息”的无辜的晴雯从“炕上拉了下来”赶出去时，“只许把她贴身衣服撂出去，余者好衣服留下给丫头们穿”，其雷霆之怒，表现得异常残酷无情。可作者没有半句指责王夫人的言辞。相反，却写道：“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这把王夫人伪善的面目在不露痕迹中完全揭示出来。
最为复杂的要算是贾宝玉了。作为封建贵族的公子哥儿，他身上保存了许多令人讨厌的习气。但总的来说，《红楼梦》中是把他当做封建伦理道德的叛逆者来写的，曹雪芹对贾宝玉无疑是充满同情和赞赏的。但在《红楼梦》中，曹公却经常对他发些批判式的议论，说他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而且“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挖苦得够狠的了。
和作者一样，贾宝玉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仇恨科举制度，把封建官僚叫做“国贼禄鬼”。这些言语和举动，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是难以被一般人理解的，不但卫道者视他为离经叛道的“不肖种子”，就是一些奴才也视之为“乖张”了。小斯兴儿有一段评论宝玉的话，非常有趣：“……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的。”这就是贾宝玉“乖张”的最好注脚。曹雪芹在借仆人的口，以似批评而实质上是赞扬的手段，将宝玉的“呆性”“糊涂”的实质，巧妙地表现了出来。
《红楼梦》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对所描写的一切人物，均以一分为二的方法对待。绝不一味地丑化，也不一味的敷粉。如对王熙凤，既写了她办事才干，又写了她的作为统治者的残酷和玩弄权术。并不因为她弄权铁槛寺，害死了两条年轻生命，就把她写成恶魔。她“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是一个美丽、狡诈、狠毒而又才干卓越的管家婆的形象。
《红楼梦》创作于清乾隆年代，当时屡起文字狱，杀害了无数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种时代的恐怖气氛，不得不影响到《红楼梦》的创作实践。如不细读，很难明白作者对其塑造的人物的态度。有的同志读了《红楼梦》，居然说贾政是“好人”，岂不可笑？贾政者，假正经也。曹雪芹通过对贾政这一形象的塑造，有力地讽刺了没落阶级中那些愚顽不化、不通庶务却又伪装博学的假道学的伪君子。而作者却在议论中对他无半点微词，有时甚至故意说他如何诚实、本分。我想这大概也是“文字狱”的力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