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武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得不改变其对共产党的政策，即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可和共产党进行秘密的谈判。从1935年11月起，蒋介石即通过三条渠道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
一是令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谈判的要求。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指定潘汉年为两党谈判中共方面的联系人。潘汉年在莫斯科同邓文仪会谈后，即带着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回国，于1936年7月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二是由陈立夫主持，派CC派重要成员、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在国内活动。曾又委派其部下、五四时期的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的谌小岑负责其事。谌通过翦伯赞、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建立了联系。1936年7月，周以中共北方局代表身份与曾养甫接触一次，曾见其年轻（周时年不满24岁），认为共产党派个“小孩子”来谈判不太郑重，双方的接触遂告一段落。三是通过宋庆龄建立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1936年1月，宋在上海邀见董健吾牧师（曾为中共党员），让他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名义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董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安排下到达陕北瓦窑堡。秦邦宪将此消息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毛复电提出了中共谈判的五项具体原则：（一）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董健吾携带这一秘件南下，向宋庆龄复命。这样，国共两党经过近十年的分裂之后，再次坐在一起，就合作抗日问题展开讨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由此拉开。
谈判初期，国民党方面由于近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又要全力解决“两广事变”，提出的条件比较合理。陈立夫向曾养甫、谌小岑口授了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邀请国民党负责人到陕北进一步商谈。但国民党方面始终无一人到陕北，又竭力制止中共代表在南京公开活动，致使谈判无多大进展。
在此期间，国民党曾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时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9月1日，周致函陈果夫、陈立夫，称“早已准备与贵方代表作具体谈判”。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赴穗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之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而国民党方面不仅没有停止内战，反而变本加厉地进攻陕北根据地。鉴于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中共中央认为国共两党进行高级谈判的条件尚不成熟，于10月14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穗，先由潘汉年去初步谈判。
11月10日，在张冲安排下，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见到了陈立夫。时国民党已解决了“两广事变”，蒋介石认为可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共产党了。在积极准备“围剿”陕北红军的同时，蒋对谈判的态度也大不如以前。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向潘汉年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一律取消；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的编制，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潘汉年认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而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驳斥。1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坚决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近一年的谈判虽无任何结果，但它为两党日后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