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
50集电视剧《渴望》刚刚播完,观众正在兴头上,十步之内,此剧便是热门话题。剧中的女主人公刘惠芳,这位集东方美德于一身的贤妻良母,更赢得了数不清的赞美、爱戴甚至崇拜。此时对刘惠芳这个人物表示异议,怕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我不知道人们究竟认真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身边的女性都象刘惠芳那样活着,又将会给生活增添多少烦恼、痛苦和不幸?
类似刘惠芳这样的贤妻良母,人们只要稍留心注意,似乎也就不难在身边发现。这类女性常常出身寒微,并无很深的家庭、社会背景。在她们身上,具备许多优点:美丽、端庄、文静、聪明、质朴、忍让、顺从、上敬老、下疼小、友爱兄弟、善待他人等等。唯独不具备那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作为一个人完整独立的个性和最起码的人格自尊。
不知人们留心过没有,在《渴望》中,刘惠芳有那么一种较为固定的习惯语言句式:“妈……您别……我知道……可是……万一……要是人家……”。从始至终都是这么可怜兮兮、躲躲闪闪、磨磨唧唧、欲言又止,你似乎很难听到她直截了当地说过一句什么话。有位哲学家曾这样说过:“凡是说不出来的东西,都能毒害太深的心灵,有如包藏在伤口下面的外物能毒害肉体组织一般。人们需要谈话、需要倾诉、需要保存本来面目。”
“行,沪生,为了小芳,我什么都能忍。”刘惠芳苦着脸,对那位剧中的“陈世美”先生如是说。身外的压力越大,内心的压抑越深,对孩子寄托的希望也就越大,对孩子的疼爱也就越深。一切自身的前途,欢乐,统统见鬼去吧!当了母亲就意味着最大的牺牲。“忍”字头上一把刀,无论是对还是错,就这么无休止、无限度地忍下去,忍出了苦,忍出了泪,忍出了恩恩怨怨,忍出了圣洁和清白。无非还是一句老话:“和为贵,忍为高。”仿佛前世欠下了牛马债,今生今世就是为了来赎罪的。
刘惠芳的行为方式,不止一次让我想起《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女主人公,想起《红楼梦》中的李纨,想起延续了几千年的旧式妇女叩头跪拜唯唯诺诺的生存方式。表面上,她以谦恭小心低眉顺眼回避躲闪开了身边的一切是是非非,可实际上她却又成了全剧中最大的是非之人。
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如此一味地退、忍、顺,乃至完全丧失作人最起码的自立原则,就真的能完成一个“真、善、美”的好人生吗?当然,人各有各的活法,但真正意义上的“人”,绝不可能随弯就圆,任意听凭命运摆布捉弄。时代毕竟已跨入20世纪90年代,而不再是那礼道森严的封建社会。今日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正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性,但只要每个人过得实实在在而不是虚幻空灵地生活着,就应当得到充分肯定。反之,完全丧失了自立、自尊的人生,无论被演绎得多么高尚、神圣,都必须予以否定。
据闻,女演员凯丽在扮演那过分压抑的刘惠芳之后,曾不止一次痛苦地大喊大叫,这倒十分深刻而幽默。仅仅是在扮戏,便让人难于承受,那么如果有谁真的陷入这样的人生又该当如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位人格健全,神经正常的女性,都无法长期承受这种太过分的自我摧残。
一位朋友曾把刘惠芳比作中国的“阿信”。而我却以为这比照极不恰当。阿信确也含辛茹苦、饱经磨难、善待他人,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是目标明确、人格拓展的付出。一旦昔日恋人反目、一旦面对流氓的无端滋扰寻衅,阿信便会表现出异常强烈的自立意识与个性尊严,毫无半点含糊退让。阿信的人生是积极向上、有原则、有激情的完整人生,她是健全人格的象征。相比之下,刘惠芳的一味回避、躲闪、忍受、迁就,却是无原则的消极牺牲,是真正的人格萎缩。即使在她放弃社会生活甘为家庭妇女后,当一切折磨依旧压得她无法喘息时,我们也只能听到她哀哀地发出如此无奈叹息:“妈,我真不想再活了!”在刘惠芳面前,那么多的是非曲直都变得模糊不清,那么多的恶习都得到了充分姑息与纵容。即使是在王家姐弟落难之时,刘惠芳在王沪生的生活中,充当的也不过只是一个保姆角色和倾泻感情垃圾的筐桶。王家姐弟似乎总是泰然自若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她。当她打算去考大学时,王沪生可以开玩笑一般让她怀孕以作为阻她进取的障碍,而她不仅仅认可这种贱为奴婢的位置,还要加倍小心不去触怒惹恼那位落难中的“高贵”丈夫。当她完成了这一切善行之后,从王亚茹那里得到的也只是一句冷眼奚落:“小市民!”正是在她无限的姑息和纵容之下,王家姐弟的恶习才得到了如此可怕的恶性膨胀。两个家族及左邻右舍间的相安无事,每一分钟都是以牺牲一个女人的基本人格为代价的。最令人感到恐怖的并非是这一切践踏、折磨有多么可怕,而是受害者本人的无动于衷。
50集《渴望》的结尾耐人寻味,甚至近乎黑色幽默:一位如此“尽善尽美”的女性,居然瘫痪——不能自立了!编导的手笔真可谓残酷之极,然而又十分准确到位!
我想,编导也可能正是要以这种“祥林嫂偏逢陈世美”的形式,默默暗示天下女性,如果不能在人格上争得自尊自立,那么最后也只能得到一个终生瘫痪的结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我认真地面对着电视机上这位始终浸泡于苦难之中,又无意自我解脱的“贤妻良母”,似乎也只能发出如此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