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峰
这几年喜剧小品倍受人们的青睐，成了各种综合性文艺晚会上必上的一道“菜”。近来多看了一些小品，遂生出一些在有的人看来也许是“杞人忧天”的想法。
我发现，在为数不少的小品里，讲“南方普通话”的角儿不是知识分子就是领导干部，而满口东北味、陕西腔、河南调、山东音的则多半是工人、农民、家庭妇女等，这几乎成了众多小品的形态模式。由此引发说，在目前的小品创作演出中流行着一股“方言化”趋势。以不久前陕西省第五届喜剧小品比赛决赛情况为例，起码有60%以上的作品都用了方言土语（不管是业余组还是专业组）。撇开内涵立意暂且不论，如此不约而同地大面积滥用方言，使这届小品比赛几近蜕变为一场方言俚语大聚会大曝光。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间语音语调的差异很大。这对艺术创作显然是有利有弊。根据表现内容、人物身份等因素，在小品中适度、恰当地运用一些方言俚语，确能收到通俗新颖幽默风趣的艺术效果；从表演者个人角度看，依据剧作需要，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合理适当采用方言土语还有可能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表演风格。辽宁的赵本山用“土”得掉渣的方言，在《相亲》等好些小品里，创造了富有鲜明个性特色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他“通俗”而不“庸俗”的别人很难摹仿的表演风格。宋丹丹和黄宏用经过“过滤”美化的东北方言在《超生游击队》里善意地批评讽刺了某些人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行为和多子多福的陈旧意识，使人们在捧腹之余，回味良久。那么，这些成功的艺术创作是否能成为小品大面积采用方言俚语的例证呢？我以为不能。艺术创作最忌重复摹仿，即使是形式上的。喜剧小品的魅力，应该来源于创作主体对生活中的场景片断或哲理的或审美的或风俗化的审视把握；其幽默亦是经过艺术家观照提炼后的生活本身的幽默，这里闪耀洋溢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和对生活的超然态度。而并非次要的方言“外包装”。再从受众方面说，小品的“方言化”势必会给一部分观众造成接受上的障碍。可以设想，如果各地区都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创作小品，小品这一新兴的艺术品种将可能会日渐失去它的“通用性”而逐步演变成条块分割的“地方戏”，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而且令人忧虑的是，在大量搜觅运用方言土语意欲追求通俗幽默亲切新奇的同时却也始未料及地出现了滥用方言俚语导致庸俗化的症兆和苗头。有些小品似乎就凭冷僻庸俗的俚语逗人发笑，结果“堕落”为一堆无聊的俚语加噱头，贬低了小品的品格，败坏了小品的声誉。这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