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继续增强企业活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的决定”发出一年多来，上上下下围绕这一决定作了许多工作，企业负担有所减轻，但有些效果并不明显，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据西安市监察局等部门的调查，目前企业普遍对以下8个方面问题反映比较强烈。
负担之一：有偿服务变味
有些单位、部门本位主义严重，无视党纪国法，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强调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下面便出笼了不少“有偿服务”办法。如某四家政府部门联合下文，要求对企业某项设备实行专检，每个检测点收取40至60元服务费。而这项检测工作都是企业自己搞，技术上也很简单，根本上没有必要实行专检，加之收费也不合理，但由于是上级命令也奈何不得。某中型企业仅此一项每年就得支付近4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偿服务”已有蔓延之势。
负担之二：评比考核泛滥
名目繁多、令出多头的评比繁多已是旧病，现在又变为评比前脚走，后面就要钱。某大商场近年来获荣誉称号几十个，几乎每项荣誉都要花钱。除了接待费用外，仅牌匾费少则交几百，多则上千元。某公安部门要求所辖企业按经济民警人数，每人交纳7元奖励基金。某厂共交纳350元，实际该厂年终只有两位同志获奖，所得奖品仅30元。
负担之三：业务培训太多
提高职工素质并非坏事，但有些行政事业单位动辄办班，指令企业培训人数，学费、资料费成百上千地收。有的培训班开课一两天，就要考察半个月，一考察就要去深圳、珠海。一商店仅财务科外出“学习”，这几年就去过桂林、成都、大连、广州、哈尔滨近10个大城市。有的还向国外发展，某企业已连续接到5个组织出国学习的通知。
负担之四：协会学会过多
据了解不少行政机关之下都成立或挂靠了不少协会、学会之类的牌子，多数是靠各种五花八门的收费维持。某协会为多收会费，反复强调，交一万元即可当副会长，交5000元可当理事，会员交1千元。应该承认不少学会、协会是有其存在的必要，问题是目前过多过滥，加之许多这类组织大有来头，头头脑脑都是有关领导，企业岂敢不参加。
负担之五：报刊杂志摊派
由于许多行政机关无休止地乱办报纸、刊物、编写书籍，加之粗制滥造，无人买帐，便层层下达硬性指标，强行摊销。某企业副经理随口便举出几个事例：①某机关报下发文件，迫使订杂志100份；②某部门编写《十年改革丛书》，索要“投稿费”600元；③有幸入选某杂志宣传省级先进企业专集，但必须支付3100元广告费；④某报主动用专版宣传安全保卫先进事迹，事后却索要广告费4000元；⑤被迫参加某摄影展，仅一张照片入选，却要交参展费7000元。
负担之六：办实事走调
有些上级和基层业务对口单位关系比较密切，经常为其办几件“实事”。这些实事包括发奖金、服装等等，但往往上面开口子，让所在单位掏票子。如某单位被评为“治安先进单位”，某公安机关就下文要求该企业给其经保干部每人发50元奖金。这类“实事”分付下来，常常令企业左右为难。
负担之七：检查调查成灾
近年来对企业的检查、调查太多太滥。据西安市属某单位不完全统计，每年接待各种名目检查、调查700余次，其中重复者占50%以上。企业并不反对调查，可大多数调查者这里跑跑那里看看，最后一走了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检查团组接踵纷沓而来，有的向企业要钱要物；有的搞摊派；有的是以买廉价商品、大吃大喝为目的。所谓的“11点半检查团”不在少数。
负担之八：吃拿卡要严重
由于不正之风侵害，使执法队伍者形象受到损害，乱收费、滥罚款，是企业这个“唐僧肉”，成为人人伸手的对象。某企业开业典礼，鸣放鞭炮已获得市市容办的同意，但街道市容办却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开口要罚款2000元。该企业无奈只好请他们大吃一顿，送给每人一件纪念品才过了关。某刑警队为一企业破盗窃案件，一连吃了3天，破案后又收了1000元的破案费，为此该厂共耗资3000元。
企业负担过重，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仅耗钱误事，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同时还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不少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热望各级党和政府下大力气扎扎实实扭转风气，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本报通讯员 李鸣生
本报记者 郝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