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芳
十一月一日，天气阴寒。刚打开收音机，我一下子惊呆了！不，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然而，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分明在我心中震颤——
杜鹏程同志于十月二十七日凌晨病逝了……
直到我拖着沉重的步履，推开办公室的房门，都仿佛在做着一场恶梦。
啊！杜老，今年九月，我在作协小院碰到文彬老师时，她不是还告诉我，您的身体“还行”吗，可怎么时过一月，您竟这样匆匆地走了呢……
是的，做为他的晚辈我在学诗的路上，也许未曾得到过他具体的指点，然而，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形象早在我读中学时，就已刻骨铭心地深镌在我的心中，成为鼓舞我奋发追求的强大动力！至今，我仍难以忘怀，当年“周大勇和他的连队”（节选自《保卫延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所激起的层层波澜——我并因此而曾经产生过“做一名解放军战士”的念头……
然而命运却把我拖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被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一九七九年，省作协终于又恢复了，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按会议要求，做了一个在“文革”中如何蒙受迫害的发言，当时，许多同志流下了悲愤的热泪。而杜老边听边泣，以至最后上午的会议不得不因此而中断了……
啊！杜老，在您博大而正直的心中汹涌着多少对业余作者的怜爱和深情啊！
不久，工人日报的两位记者来采访我，见面即说“是杜鹏程同志叫我们来的，他说，你的遭遇和对文学执著的追求精神很值得写一写。”
我心头一热，强忍着的泪水，终于还是夺眶而出了……杜老啊，您做为一代伟大的作家，因为“保卫延安”这部恢弘的巨著，在“文革”中蒙受的屈辱和苦难，比起我来，不知要深重多少倍，但却虚怀若谷，而念念不忘的却是我这个跟您学步的无名小卒。
一九八四年，我奉命出任省国防工业系统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时值夏末，创刊会在西飞公司隆重召开。杜老应邀，同文艺界其他领导和各报刊代表一起，欣然赴会。那天尽管他病弱的身体仍未康复，但却双目有神、异常兴奋，向编辑部的同志问长问短，一颗关心和哺育业余文学创作的慈爱之心，磁石般吸引着那么多崇敬他的同志……聆听着他在会上的谆谆教诲，我骤然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
那一夜，望着杜老为“创刊号”书写的题词，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崇高的思想感情。”是鼓励，也是鞭策，但同时不也是杜老崇高人格的写照吗？
创刊会不久，我把公司一位摄影作者、会间为杜老拍下的一张经过艺术处理的照片寄给了他，很快便收到回信，杜老在信中说：
“德芳同志：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寄的两张照片均收到，特别是那张艺术照，好极了。这种手法我是头一次看到。重要的是有性格特点，我懒得照相，因此有些书上需要照片我一时也拿不出来。这张照片我保存起来，有机会要印到书上，因为它是有创造的艺术品（拿去参加影展，也会引起注意）。请向作者致意，让他努力创新……”
遗憾的是，这枚珍贵的照片，始终未曾和读者见面。
一九八四年岁末，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一下车，我发现杜老没来，问起，才知他又因病住院了。一片沉重的阴影即刻笼罩在我的心上。之后，便不断传来他的身体时好时坏的消息。然而他依旧笔耕不辍；依旧为业余作者看稿；依旧为他人的著述作序；依旧关注着业余文学队伍的成长……正如一九八六年我去太原参加一个文学会议时，《太行山》文学期刊的主编对我说的那样：杜老对业余作者和企业创办的文学刊物所倾注的心血令人终生难忘啊！末了，那位主编还颇为自豪地向我“炫耀”：“杜老还是我们《太行山》的顾问哩！”
杜老啊，您知道吗，每当我们听到上述的一切，都无不在心中暗暗地为您默祷：但愿您无病无灾，安度晚年，因为另一部长篇巨著，正摊在您的案头，等您挥毫成就……大伙儿都坚信，您既然能用顽强的斗志和执著的追求精神，一次又一次击溃恶运的挑战，小小病魔又能奈其你何！可谁能想到，这一次，您那曾经把文学形象的千军万马调动于如椽巨笔下的膀臂，却是再也抬不起来了……
是确已疲惫了，还是做短暂的歇息呢？
面对《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灵官峡》等一座又一座高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巍峨丰碑，此刻，我的耳边又轰响起一个巨大的声音：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崇高的思想感情！
那是一颗伟大灵魂的召唤啊，这召唤为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敲响了警策的洪钟……
1991、11、1夜急就
（本版摄影 朱兆莲）
点评 常有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厂文学当如何写？同是写旋转，这里写的是“把一个个立体雕像，刻在旋转舞台”，而不写车床或卡盘的“飞速旋转”，作者把旋转变幻成舞台，把零件称之为“立体雕像”，这便是诗的想象；不写“乌黑油腻的车刀”，却写“唤醒了一颗闪光的心”，这是由表及里的透视，诗人必须有透视事物本质的本领。“闪光的心”与“心中美妙的憧憬”，是作者有意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写实与想象不脱节，使标题“车刀”与零件“立体雕像”之间的关系一望而知。于是，作者不仅写了车刀。那使用这车刀的车床，和车床的主人，不都在诗中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