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杨牧之
工厂门口是个小世界。文革后，社会讲究精神文明。工厂号召工人除四害、讲卫生，规定每人每月得交出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小组里活忙，人自为战费时费工，组长便抽出机灵人去打老鼠。无奈老鼠昼伏夜出，不似苍蝇在光天里传播瘟毒，白天哪里打去？机灵人在公园里转一圈也就回来了。回来了两手空空，组长骂一句“闷雄”作罢。
这当间政策越来越严厉：不交鼠尾者，一条尾巴罚五角。
这便难坏了丈夫和妻子。那时大肉七角三一斤，五条尾巴，不是三斤多肉？
厂门口就有了卖鼠夹鼠药的。丈夫嫌贵，不买，自己做。厂里便大兴了私活风，现在想来，那还是军转民的第一批民品呢！无奈楼高，老鼠懒得朝上爬，功效甚微。
厂门口就又有了卖鼠尾的了。一捆一捆的，灰灰的，萝卜根一样。人们见那主家象个娄阿鼠，面貌虽然换了新颜，仍丑陋不可近前，皆远远躲避。一连苦闷三日，这天丈夫回到家，见妻子面露喜色，妻子见了夫，神神道道的，也隐着机智。两人面对面，各把纸包一摊：妻包的是鼠尾，夫包的亦是鼠尾。
夫察看，问妻：“真的。哪来的？”
妻说厂门口买的，算了一笔账，买一条才两角，不交一条罚五角，省三毛钱哩！
夫说你看我的！妻察之，夫之鼠尾细而油光，呈锥状，尾根部皆不平齐，以指捻之，出了油水，觉悟道：“呀！这是棉纱捻就，机油涂成的吗？这怎么交得了差？”夫说你看吧！二天，夫捏着纸包，打开了冲文书鼻前一伸，一股粪臭，自鼻腔深入脑腔，转回头来在喉间翻腾，文书急急掩鼻闭气，喘喘道：“拿开！拿开！怎么放臭了才交来？几根？”
夫报个数，文书远远瞅瞅，又要吐，不看了，转眼上了账。
发明一经扩散，骗局便不灵了。于是更多的人便作了难。后来街道办事处运来一麻袋红色苞谷豆，朝爱委会一放：“这是药耗子的，交一万元吧！”爱委会管事的直呲牙：“干嘛值这么多？”“不交？罚三万！这没什么话好说的，公事公办。”管事的仍自言自语：“干嘛值这么多？”门口拥了老的少的一群工人，夫与妻也在内，都劝说：“干嘛不值？值！交吧！”
工厂出了大价钱。交鼠尾的事才算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