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长征
亚洲六强赛，中国队再次饮恨沙场，使本来就处于低谷的中国足坛，显得更加动荡不安。为什么40年来中国足球总是上不去？
众所周知，足球比赛中的体力、技战术、意识这三者极为重要，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牵制。如果十四届世界杯上喀麦隆队没有技术，只有体力，满场乱跑，怎么能战胜经验老辣的阿根廷队呢？还有，南斯拉夫的红星队，如果没有充沛的体力，只会打“慢节奏”，又怎能将南美冠军智利的“野猫”科洛科洛队剔个光头？而体力、技战术、意识又与平常训练的方法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长期以来，中国足球队在训练思想和方法与世界强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十四届世界杯预选赛“两个三分钟”导致中国队出线无望。当时，香港《明报》曾评价说：“中国足球队在训练方法、思想存在失误。60年代巴西人发明了‘四二四’阵型，是为现代足球的一次革命，而当时中国的训练思想停留在强调传接球和个人突破；70年代荷兰人首创‘全攻全守’的打法，被称为现代足球的又一次革命，潮长潮落般的进攻、回防，打乱了一切，然而中国仍在坚持长时间大运动量和速度耐力的训练思想；到了80年代，英、法、德、巴西、阿根廷等足球强国大力发展速度，训练思想不断更新，甚至已渗透到自然科学中，而中国主导思想仍留在照搬书本，死抱一个模式一个打法，忽视因材施教，技战术、身体、心理训练脱节，过多地在没有对抗和结合战术的条件下安排身体素质训练。”
中国足球输了球总是换教练，训练思想和方法、目的，成了“走马灯”，球队比赛经验少，而且注意了总结出的问题，忘了自己原有的优势。当年，苏永舜主教国足，曾经出现了两位极好的边锋人物，古广明和沈祥福，中场有容志行，但缺少的是高中锋。比赛完后，问题抓住了，但队伍已经解散了。此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高中锋，如柳海光、杨朝辉、蔡晟、翟飚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前中国队边锋的优势却荡然无存了，导致了这几年缺少象样的边锋。这一点充分说明教练的目光短浅，没有先见之明。教练是一个队的“灵魂”，没有高水平的教练，即使球星再多也无济于事。阿根廷队教练比拉尔多的表现即为明证：上届世界杯赛上，比拉尔多关键时刻能及时换人，及时改变战术，最终使阿根廷进入了冠军、亚军决赛，若不是那个有争议的点球，还不知谁能夺得冠军呢！所以，中国队到了纠正训练思想的偏差，认真地选一个有真正水平教练的时候了。
其次，中国足球的体制，使决策“撞车”，在很大程度上也束缚着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
亚足联主席维拉潘曾说过：“亚洲足球水平要提高，要搞职业化。”中国足协多年来仅为一项甲级联赛赛制问题就争论不休，何况职业化？但足球运动要上去，必须走此路。获本次奥运会入场券的南朝鲜、卡塔尔、科威特等国早已实行了职业化。也许职业化有许多弊端，但它毕竟引入了竞争机制。最近，李应发辞去辽宁队主教练之职，为的是认真搞好辽宁省队的职业化，这无疑对中国推行职业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八一队教练刘国江曾在体育报上撰文说，中国足坛早已陷入“怪圈”之中，在这样的大格局、大环境下谁去挑这副担子都难有作为。笔者认为这“怪圈”的根子便是体制，不打破足协现行体制，中国足球就上不去。“怪圈”不破，搞足球的人，心不齐，日常工作中难免“撞车”。比如，十一届亚运会前夕，主教练高丰文，早早发令让队员归队训练，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只有四人归队，这不是拆台吗？！
再如六强赛前，由于原国奥队一些队员超龄，调进不少新人。徐根宝教练调整了中场阵容，又制定了新的战术，想早点集中队员多多演练，但各队也是不给人，“理由”是足协刚做出“赛前两个月放人”的规定，不能改。真是莫名其妙。而这样“撞车”下去，中国足球何年何月才能腾飞？
另外，中国甚至亚洲的裁判水平，也实在不敢令人恭维。六强赛仅14场比赛，裁判就出示红牌5块、黄牌47块。有一晚两场比赛，共掏1红10黄，整整罚了一个球队！当仲裁找不着换人号码，裁判即给场上队员来一张黄牌，这在世界足坛恐怕也是罕见的。至于亚洲裁判的错判、漏判、反判就更多了。在对抗强度远不如欧洲、南美足球大赛的情况下，靠手执罚牌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如果真上了“大场面”，又该靠什么呢？诚然，世界级的大赛上，都有错判、漏判的，但裁判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有的终生不能再当“黑衣法官”。可在中国，在亚洲，判错了还照当裁判！人们记得第九届亚洲杯中国队与南朝鲜的那场半决赛：当时双方杀得难分难解，12号王宝山一记头槌破网，全场欢声雷动，就连南朝鲜的队员都无可奈何地把球放在了中场。这时，愣在一旁的边裁却莫名其妙地举了旗子……赛后连亚足主席维拉潘都说：“这个进球非常漂亮，没有越位。”可见，拖中国和亚洲的足球发展的，与裁判水平差也不无关系。足球几经沉浮，但中国人的绿茵梦并没有破碎。希望有关方面对症下药，使中国足球早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