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龙 魏波
在当代文学史上，崔八娃曾是名播中外的“战士作家”。五十年代，他与高玉宝齐名，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西崔北高”的劲风，受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当选为参加“五·一”观礼和全国青代会的作家代表。他的《狗又咬起来了》等自传体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并选入中小学课本，使用了三十多年。奇怪的是，这位红极一时的知名作家，只搞了四年创作便自动休笔。如今，他已退休还乡，在陕西省安康市沈坝乡沙沟村过着与山为伍、与土为伴的农人生活。崔八娃究竟缘何创作、怎样成名、为何更名、并在弃文务农后是怎样生活的呢？本文将告诉诸位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崔八娃的出现
沙沟中部，有一条小沟。沟垴上，绿山环抱，水田平铺，人称此地为“躺椅”。崔八娃的家，就住在“椅座”的正中。因为父辈三兄弟共养了十个男孩，他排行老八，便得名“八娃”。
1949年农历3月13日，抓壮丁的保丁把他抓到了乡公所，那年他刚好20岁。
他被抓到平利县，才跑了上十天，连枪都没摸过，就因平利解放而投诚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安康、西乡和青海剿匪等战斗。1951年，部队转移到陕西凤翔县，一边支援地方土改，一边开展扫盲运动。
当时，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就是在汉字旁注上拼音，学会拼音后，再硬背汉字，一共两千三百个单字，要求十三天学完。放牛娃出身的崔八娃，深知没文化的苦处和学文化的益处，他不分黑明地苦背苦记，提前两天完成任务，被连上评为“扫盲标兵”。为了巩固学习成果，部队要求每个士兵从写信、记事入手，每天练写一篇作文，还对好作文逐级上报，给予讲评、发表等奖励。
这年秋天，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东北军区战士高玉宝，发表了成名作《半夜鸡叫》，一时轰动全军，成为学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并在全军将士中激起一朵银光四射的浪花。
崔八娃所在连队的文化教员张家先，是个高中毕业生，家住石泉县农村，读了《半夜鸡叫》之后很受启发。他认为本连大多数战士来自农村，与高玉宝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他认真讲解了几遍《半夜鸡叫》，并仿照这个路子出了两道作文题，以作业的形式要求战士们完成。
崔八娃选择了其中的《狗又咬起来了》。
他写了大半夜，回忆着家乡的真人真事，把恶狗咬穷人的事一个个写了出来，写了十几件，只有三百多字。第二天清早，他就高高兴兴地交了上去。但到上课发作业时，唯独没有他的。下课后，教员才把作业给他，只见上面批了六个字：“没写好，要重写！”
他又改了大半夜，写了四百多字，满以为可以了，但教员又批了十个字：“写事要集中，再删几件事”。
第三遍写了四件事，每件只写两三句话就没词了，连同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两百字。这回教员没有批字，但下了一道死命令：“啥时把它写好，啥时再写新的。”
一连十几天，别的战士都写了十几篇新作文，崔八娃还在“原地踏步踏”。
又过了十天，崔八娃把第五十稿交上去，教员满意地笑了。他把这篇只写三件事情，篇幅上千字的作文逐字逐句地看了又看，最后改了几个错别字，又叫崔八娃重抄一遍，连同另一篇作文，一起报到师政治部文化科。
第九天，文化科科长把崔八娃找去，让他进一步修改。崔八娃望望科长，又看看手中的作文，不知从何改起，也不知自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改了一个来月还不放过。柳科长看出了他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写出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不要轻意放弃。这跟做饭一样，抓火候的时候加一把火就熟了，少一把火就坏了。”
崔八娃又改了三天，认认真真地写了两件事，文字也通顺了些。
第四天，科长找来一个中年人帮他修改。这人名叫段新华，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连级干部，起义过来之后就在文工团搞写作。段新华看过崔八娃的稿子，对他说：“一篇文章最好只写一件事，写深写透就行了。”他指着搞子进一步开导：“保长催米这件事就好，很有故事，你就把这件事系统回忆一下，用功去写。”这下，崔八娃豁然开窍。恶狗怎样疯咬，保长怎样凶狠，父亲怎样被打，母亲怎样奔波……往事历历在目，件件牵肠挂肚。他再不照稿改稿了，把原稿丢下，另起炉灶，一夜时间，就写成了自传体小说《狗又咬起来了》。只是，那时他不懂文学，科长和教员也不知道这就叫小说。
段新华帮崔八娃改了两遍，柳科长又召集科里的几个笔杆子“会诊”了一次，大家认为可以了，就决定上报。然而，报向何方？众人议了一阵，觉得《半夜鸡叫》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不妨也去试试。于是，他们便以“上报”的形式，把稿子投到了《解放军报》。
1953年元月，《狗又咬起来了》公开发表了。
崔八娃走红
建国之初，部队文化生活相当寂寞，能写信、会念报就成了“秀才”。一个刚刚脱盲的士兵，竟然在军报上发表了小说，其轰动效应很快波及全军乃至全国。
一时，各大报刊上，迅速掀起了“崔八娃热”。《昔日放牛娃，如今写小说》、《扫盲出奇效》、《战士崔八娃，创作结硕果》等通讯报道相继出现。一些著名作家也纷纷提笔，为《狗又咬起来了》发评论，唱赞歌，有评故事情节的，有评人物描写的，有评主题思想的，有评语言特色的，也有评手法优劣的。这些评论，把崔八娃看痴了，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他又在寻思：自己老老实实写的山野杂事，经名人一评，怎么也和大作家的大作品一样神乎其神了？
当月，西北军区授予他“学文化模范”光荣称号，并给他记了三等功。拿到大红喜报和闪光的勋章，崔八娃急了，他问文化教员：“这可咋办？”教员平静地说：“你好好学，坚持写就是了。”然而，没过几天，更大的新闻令他震惊：报上刊出一条决定，号召全军战士向他学习。崔八娃更急了，急得寝食不宁。
不到一个月，上级来令，调他到兰州从事文学创作。临行前，柳科长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咛：“多写你熟悉的事，好好写。”
记着这句话，他一到西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就埋头写作，每写一篇就按当时的制度，交给科里，由大家评议，然后反复修改，大家都觉得比较理想了，就投往《解放军报》。
这年春天，是崔八娃一生最明媚的春天，他的自传体小说《一把酒壶》、《卖子还帐》、《郭大肚子》等相继在《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并被其它报刊转载。
这年春天，他的作品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了国外。
这年春天，他和“战士作家”高玉宝一起，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西崔北高”的劲风。
这年春天，他由一个放牛娃，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3年4月底，部队接到通知：速送崔八娃赴京参加“五·一”观礼！
崔八娃首次来到日思暮想的首都北京，首次见到了万分崇敬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一”之夜，北京城里人海欢腾，崔八娃却无心观赏。他趴在招待所的书桌上，一气写成散文《见到毛主席》。第二天天不亮，他就去找邮局，小心翼翼地将稿子投进了邮筒。没过几天，这篇稿子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
会后，首长不让他走，通知他到怀仁堂参加团中央召开的“五·四”座谈会。这次人少了，他见到了高玉宝。二人相见如故，叙谈了大半夜，最后互问：“今后咋办？”谁也答不上来，互相鼓励一番，便茫然地分手了。
回到兰州，他一时写不出东西了。虽然当时每天都有十几封约稿信，虽然当时他每天笔不离手，但思路很乱，熟悉的写完了，不熟悉的写不成，他时时在想：我算完了！
这年十月，他再次进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竟和著名作家郭沫若、巴金、茅盾、丁玲等人同室议事。他又问高玉宝：“今后咋办？”高玉宝还是摇头。
10月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他和高玉宝有意站到后排。没想到，正好站在毛泽东的正后方。照片在报上刊出时，两边的取了，留下中间部分，这下他的名声更大了，人们说：“毛主席只接见了百十个人，就有崔八娃，真了不起！”
那年月，毛泽东是神，受他接见，如同受神洗礼，被接见者顿时身价倍增。一个月后，照片从北京寄来，长达一米，好几百人，崔八娃只露出半个头。但就这样小心谨慎的一次露面，也被部队官兵视为“无尚荣光，无限幸福”，很是风光地宣传了一阵。
一天晚上，崔八娃蓦然冒出一个想法：当初我写的是《狗又咬起来了》，现在简直成了“人又吹起来了”。老实巴交的崔八娃想把这种心境写出来，想了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法，就不再管别人咋宣传了。
这时，有几名“战士作家”相继进大学深造，好心人劝他申请学习，他向首长提出了要求。首长权衡利弊，为了保住这棵苗子，并能不间断地争光，就让他就近在兰州上部队办的速成中学，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两年学习期间，他只创作了两篇作品，一篇反映探亲前的思想冲突，取名为《上车之前》；一篇取材于儿童生活，取名为《岩生》，《岩生》的发表，为他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句号。
速成中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陕西，在长安县兵役局工作。这下，三秦大地再次掀起“崔八娃热”，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其二十余篇作品全部收齐，出版了一部名为《卖子还帐》的小册子。各种报告会邀请书雪片样飞来，政工科成了安排崔八娃作报告的“接待站”，收发室几乎成了崔八娃的服务班子，每天来信不下十封，有约稿的，有谈心的，有读后感，也有决心书。他实在无法一一作答，就按领导意图，写了封公开信，寄到《人民日报》。歪打正着，这封信真被公开发表了。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崔八娃更神了。有人说：“连他的信都能上全国首位大报，可见此人实非一般！”
军营的墙外，贴着反对封建迷信的大幅标语；军营的院内，崔八娃被看成了非人非神的天才。
更名“崔云风”
1958年6月，崔八娃退伍还乡，他把一担过百斤重的书籍朝楼上一放，就操起锄头参加集体劳动。这年7月，家乡刮起“吃食堂风”，大部分人都饿得无法下地，公社领导见他当过兵，体质好，能出力，就让他担任大队长。
他本想带领群众开荒种地，填饱肚子，但又一阵风吹来，要大搞社教运动，他被抽去一连搞了三期。
这天，他到公社参加社教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们正在高声朗读他的作品，他就停下脚步。下课了，不少认识他的师生都来和他打招呼，但这些人却不知道：眼前的崔八娃，就是写书的崔八娃。
刹那间，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更名。
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了几个月，也没想出来。
1959年秋季，上级决定，调他到信用社当主任。信用社主任，掌管财经大权，需要一枚印章。刻章之前，他想了一夜，想出了“崔云风”三个字。
“崔”字为姓，按他家的排行应为“道”，为何取名“云风”？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才向笔者透露：
“当初，父母没有给我取名，我也取不了名字，就只有小名没有大名。后来，我能给自己取名了，也到了正名的时候了，就应该好好给自己取个名字。‘云风’这个名字，有三层含义：一层意思为提醒自己，我曾经被一阵风吹了起来，架到了云空，再想真真实实地做人，就得风吹云散，看清自己；另一层意思表示弃文务农，退到云遮雾绕的山乡，就不再出风头，安安宁宁地工作和生活，做个隐居之人；第三层意思有政治含义，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自己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高，要站稳脚跟，就得加强学习，催散风云，看清形势。”
然而，人们不管他是咋想的。在那个年代，几乎就不存在个人意志。
或许那时“登险峰”、“攀高峰”比较时髦，公社领导让他改为“崔云峰”，他不改，人家就在任命文件和干部花名册、劳动出勤表上写成“崔云峰”。
次年秋季，地县领导得知大作家崔八娃如今就在本地供职，而且干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就一张调令，把他推上了《安康日报》社的编辑岗位。
听说崔八娃就在本地报社工作，人们又开始起哄，希望拜读大作家的新作品。报社领导清楚：老崔文化素质太差，又没学过新闻，连编稿都很困难，然而，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只好安排他试作一次采访。
按照领导提供的线索，崔八娃来到安康军分区养猪场，采访了一下午，折腾了大半夜，写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消息。发表时，署名“崔云风”，读者不知何许人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实在做不了编采工作，报社就安排他当保管员，继而到农场开荒种地。
1962年，正值自然灾害盛年，中央发出通知：凡属1958年后从农村参加工作的都属精减对象，动员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
崔八娃再次审视“云风”二字，又把思路返回到当初更名的动意上来。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辞职，回乡务农。
一年后，他担任了大队长。
三年后，他担任了信用社主任。
直到1980年退休，当地人除了当面喊“崔主任”，背后喊“崔八娃”之外，根本不知道他的曾用名、也是他真正的学名——崔云风。
只是每天早晚，他在默默地给自己点名时，无声地喊着：“崔——云——风！”
崔八娃揭谜
近年来，崔八娃再次被人们抬出来，主要缘于两次来人来函：
1984年，《当代作家辞典》编辑部为编写“崔八娃”辞条，发信向他本人索稿。信寄到兰州军区，被转到陕西省军区，又批到安康军分区……历时数月，查无此人，因惊动面大，再次扩大了崔八娃的影响。一时间，到处都在寻找崔八娃。最后，由安康市委宣传部出面，才找到了崔八娃本人。
第二次是1989年，崔八娃原所在部队——兰州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大勋等人，因代表部队参加“解放安康四十周年大庆”活动，听到了有关崔八娃的故事。这位三十来岁的军官怀着好奇心要去拜访崔八娃，市上就派车把他送了去。谁知，这事竟被人们传为：崔八娃又要走红了，兰州军区派人看他了！于是，在有关“虎老雄风在”、“东山再起”等议论中，把他变成了新闻人物。
事实上，今年63岁的崔八娃，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身体健康。劳动上，他担大粪，抬石头，和小伙子不差上下；生活上，他衣着朴素，饮食正常，常年很少生病；政治上，他既关心国家大事，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是远近有名的“文明之家”。
当我们结束采访，临别时，他拉着我们的手，一字一板地说：
“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要对得起人民！”
（题图 裴广锋）
刊头设计郑志
本版编辑 周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