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 高新华 姚鸿文
原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离休老干部石玉玺，从1940年至1953年，长期在中央警卫部队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石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现任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常务理事，省女监教育顾问。这些年来，石玉玺老人为教育下一代，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扬。
初夏的一天，我们叩开石玉玺老人家的门。他虽然已年逾古稀，但气色、身板、嗓门，却依稀可现当年警卫战士的那种威武雄姿。
“你这个玉玺，老握在别人手里，不自由。”
1940年夏，由山东军区派往延安学习，一去便被派去直接保卫毛主席，并且一干就是十三年。
刚到警卫排时，我心里一个劲地想着早一天见到主席。可谁知那天主席却到我们班来了。见到主席，我紧张得不得了，立正、敬礼喊过之后，竟忘了让大家坐下。主席见我们都立正站着，忙笑着招呼大家坐下，挨个询问每个人的情况。主席问过我的名字，又问我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说，前面两个字能写，后面这个“玺”字不会写。主席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名字呀好也不好。玉玺是什么？那是皇上手里的东西，有了这个玉玺，皇上就可以统治老百姓。不过，这个玉玺也不太好，你想想，玉玺老握在别人手里，不自由嘛！”
主席说完就笑了起来，我涨了个大红脸，忙说：“那请主席给我重起个名吧。”主席连说：“那怎么行，你的名字是爹妈起的，你要是改了名，将来革命胜利了，让家里人到哪里去找你哇！”
主席谈笑风生，打破了紧张气氛，整个屋里充满了欢快。我几天来的紧张心情全都烟消云散了。
“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天大的好事”
那一次，主席骑马外出作报告。下坡时，发现一位老大爷躺在路边，病得很历害。主席连忙下马，和大家一起把老人扶上自己的马，并让一个同志把老人送到部队医院，自己步行赶去做报告。
那些日子里，主席和大家一样，过得很艰苦。主席身体不好，我就和公务员、管理员商量给主席买了一只老母鸡。不料，还没等下手，就被主席发现了。毛主席向我们几个人追问道：“这鸡是从哪里弄来的？”我说：“用伙食费买的。”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们就没为老百姓想想，人家留着鸡还要下蛋，用鸡蛋去换盐哪！老百姓多不容易，以后这样的事再不能办。”
1940年秋，毛主席在杨家岭住处的会客室里，召集了一次由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开会前，主席拿出“大刀”牌香烟招待大家，有个干部说：“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动不动就要拉我们见主席。”
主席听了，严肃地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干部，意味深长地说：“我看啊，老百姓拉你们来见我，这是件天大的好事。”主席轻轻地吸了一口烟，又说：“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衙门的气，受当兵的欺侮，敢怒不敢言，有气往肚里咽。现在老百姓敢给我们提意见，敢批评军队，这说明老百姓把我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军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
毛主席讲到这里站了起来，又说：“你们想想，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这样批评军队的？哪有民议军这样的事？我们边区的民主已经深入到了群众中了嘛。你们懂得历史，你们细细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
大家听了主席的一番话，心里一下就亮堂了，都纷纷争着发言，做自我批评，把座谈会开成了个民主批评会。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快结束时，毛主席给大家递着烟，高兴地说：“我看呀，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工作成绩大得很哪，要不然群众觉悟咋能提高那么快？我想，我们军队有广大群众做老师，搞起工作就不会犯大错误，边区大有希望嘛。”
不久，在留守兵团所属部队中就开展起了“拥政爱民”活动。接着，地方政府也组织老百姓搞起了“拥军优抗”运动。短短的时间内，边区的军政、军民关系就换了个样。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了。
“好，终于打起来啦！”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为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毛主席以惊人的毅力，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主席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寝，九点钟起床。洗漱后，在院子里散步约四五分钟，接着阅读重要电文或报告。我们事先把必须经他过目的文件按先后顺序摆在小方桌上，他阅一件批一件。批示的内容大都是如何处理、由谁处理。多是用铅笔和毛笔写，以铅笔为主。早饭后接见来人，和他们谈战争谈工作，谈生产谈生活。每天如此，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变动。
中午饭后，主席和衣在沙发上躺一会儿，休息时间是短暂的。下午修改由中央发给各地的电报稿，有时修改《解放日报》的社论。《解放日报》差不多每周发一篇社论，重要的他要亲自撰写。晚餐后，到室外散散步，时间顶多半个小时。回来，把当日的报纸看一遍，然后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四五点钟。主席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夜里写的。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毛主席三个昼夜没有合眼，他认为美国这个军事大国直接介入战争已不可避免。那些日子，我们常见主席脸上挂着笑容。12月6日夜里，正巧我值班，到早上四点多钟，主席说：“现在给我弄点饭吃，再弄点酒。”
主席大清早喝酒，实在是少有的事。我看着主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仍然精神焕发的面容，心里猜测着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他见我直楞楞地站着不动，便问：“你为什么不去？”我说：“主席，您破例了。这样高兴，不知什么原因？”主席“哦”了声，答应饭后告诉我。过了一会儿，他说：“今晚等不到天亮，日本和美国一定会在太平洋上打起来。这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件好事情。”
当时我的水平很低，无法想象太平洋战争会给我们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带来什么影响，但凭着对主席的敬仰与忠诚，认定这必然是一件好事情。主席临去休息时叮咛我：“过一会儿，博古同志来电话，一定要告诉我。”（博古当时负责新华社的工作）
主席刚躺下一个小时，电话铃响了。果然是博古同志来的电话，他要找主席讲话。我赶紧去叫主席。主席极迅速地从床上下来，拿起了耳机。“喂……太平洋，啊……已经开始了？！……好，好，打起来啦！终于打起来啦！”
接完电话，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间，与毛主席判断的时间，几乎完全吻合，这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
“再学两年才行”
主席做报告、演讲时，经常不拿稿子，出口成章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我们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主席面对干部战士，心情沉重地讲了一番话，这些话就成了后来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
到主席身边工作后，我深深感到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就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学文化。有一次主席问我：“你们单独有没有报纸？”我说：“没有。就是有报纸也看不完全。我们正在抓文化学习。”
主席笑了，说：“看报纸也是学习文化的好机会嘛。我这里有报，你们拿去看，当天报纸要看三遍。”
从此，我每天硬着头皮看报纸，不懂的地方就先记下来，然后拿去问别人。很快，《解放日报》我竟能读通了。
马列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二十多岁，很想见一见毛主席。他第一次来，我说主席没有时间，第二天又来了，还是被我惋言谢绝了。第三天他又来了，说什么也要见上主席一面，我只好把这事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让他进来吧。”
我们做警卫工作有一条规定，凡是生人来找主席，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场，以保证领袖的安全。毛主席和那位学生的谈话开始了。
“你学了多长时间？学些什么书？”主席问。那位青年回答：“两年，马列主义的书。”主席进一步问他：“马列主义由几个部分组成？”那位学生象背诵课文一样，说了一阵。主席笑了：“你背得很熟，问你几件事好吗？你说，人为什么要吃饭？人为什么要休息？”学生不知怎么回答了，好半天吱吱唔唔，又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还是答不出。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没有毕业，要再学两年才行。不然，群众不懂你的那一套，你也不了解群众，没办法工作啊！”
拜年
提起四五年春节毛主席给陕北老乡拜年的事来，石玉玺老人的兴致总是那么足。可能是因为这个春节和抗战胜利同年的缘故吧，四十七年过去了，那年拜年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印在石老的脑际中。
那天一早，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带着礼物，来到了枣园乡政府。主席握着杨成福乡长的手，满脸喜悦地说：“杨乡长，你们辛苦了一年，这年可过得好么？”“好！好！主席和首长们好！”
进屋后，杨乡长又是递烟又是沏茶，一直忙个不停。周副主席走到杨乡长跟前，笑着对他说：“老杨啊，你就不要忙啦。主席是来给乡亲们拜年的，你就领我们到各家给大家拜个年吧。”这可把杨乡长急坏了，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过了半晌，又喃喃地说：“毛主席，你工作这么忙，还想着乡亲们。我看，主席就用不着挨家挨户地拜年了。我一定把主席和首长的关怀转告给大家。”
毛主席笑着说：“拜年还要找人代理么？我说杨乡长啊，你这个主意可是出得不大妙呀。我看，还是赶快领我们去吧。”杨乡长是个聪明人，他拍了几下脑袋，想了个点子：“要是现在就去给乡亲们拜年，有些人不一定在家呀。我看，还是把每家的家长请到乡政府里来。一来主席都见着了，二来显得热闹。”
主席听了杨乡长的话，转过脸问周恩来：“怎么样？”周副主席赞许地说：“我看这样好。”于是，主席就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乡亲们，就说我请大家，能请的都要请到。”
杨乡长高高兴兴地出门了。老乡们一听说毛主席要给大伙儿拜年，一会儿的工夫就全都跑来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大门口，亲亲热热地把大伙往里面请。 （未完待续）
（下周二续完·插图题图·鲁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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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周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