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不速之客
8月18日下午4点45分，侍卫长进来报告：一群人门外求见。我甚觉蹊跷，事先并未预约某人，也不曾接到来访通知。侍卫长称他对此毫不知情。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们进来？”
“普烈科汉诺夫跟他们一起来的。”侍卫长回答。普氏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保护政要部门的主管。
我必须弄清楚，是谁派这些人来见我的。我拿起一个话筒——没有声音，又拿起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线路全切断了，接着我拿起国际电话，也切断了。就在20分钟前，这些线路全都好好的呀。
我顿悟此事非同小可。
我把事态告诉了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并对他们说：“你们必须了解，我绝不会向任何勒索低头。不论受到任何威胁和压办，我都要坚持立场，决不退缩。”
家人同意一切由我作主，共担一切后果。
我出去请“访客”进来，其实他们已不请自入。这群人包括总统幕僚长鲍尔丁、政治局成员兼中央委员会秘书席宁、曾任中央委员会秘书现任驻国防委员会代表的巴克拉诺夫、陆军将领瓦伦尼科夫。普列科汉诺夫也在其中。但我命令他立即离开我的办公室。
“在开始谈话前，我先要问你们，是谁派你们来的？”
“委员会。”
“什么委员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谁成立的？不是我，也不是最高苏维埃，是谁成立的？”
不速之客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下令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合法，要么把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
“你们凭什么提这种要求？”
“国家情势危急——它正走向灾难。我们必须行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他手段都救不了我们，我们不能再幻想……”诸如此类的回答。
我告诉他们，我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了解，绝不比他们少。我还多次警告他们，这桩事可能会引起一场内战，导致大规模流血，请他们三思而后行。不论出于政治上还是道德上的理由，我都坚决反对这样做，人民也决不会支持他们为所欲为。这样做只能葬送近几年来我国人民奋斗取得的一切，只能把苏联引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政见上的异议是难免的，异议可以在最高苏维埃中提出，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有些异见可以寻求彼此和谐，这点已初露端倪。如果突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无异于自毁前程，我决不会同意……
“那么你就辞职！”瓦伦尼科夫突然插嘴，
“你们的两个要求都不可能得逞——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吧！”
我正告他们：“我要坚持政策的3个主要方向：寻求和谐、扩大改革、与西方合作——特别是在这个各国都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关键时期。”
但是我好像在跟一群又聋又哑的人说话。政变显然已开始运作，事态已非常明显。最后，我用俄国人在这种场合惯用的最强烈的字眼叫他们滚出去。“来访”就这样结束了。
B、山重水复
我回到莫斯科才知悉，当时一支边境部队和一支边境防御舰队在普列科汉诺夫和他的副手指挥下，从陆海路四面八方封锁我。我身边只剩下32名侍卫，他们把别墅四周划分成若干责任区域，决心誓死保护我。
阴谋者下一步行动不难预测：他们将以谎言僭位夺权。19日晨间，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开电视机，荧屏上显出一个所谓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基于我的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之职。我大失所望，我原本希望阴谋者恢复理智，悬崖勒马。同时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可怜兮兮的装模作样，感到既震撼，又愤怒。但我仍旧十分镇定，我确信整桩事件不会持续太长，他们绝对难逃法网。我的侍卫和我决定拒不食用每天从外界送来的食物，仅用现存的补给撑过这段日子。
19日下午我下了一道手谕，命令立刻恢复通讯，并派一架飞机送我回莫斯科，结果毫无回音。
记者招待会后我即决定把自己录在录像带上，20日凌晨3时，在亲人协助下，录下了总统声明的录像带，然后剪辑成了4部分，寻找机会把带子送到外界。我的医生写了诊断报告，好让大家知道总统健康的真实状况。
我向奇恩维耶夫口述我的4项要求，打字完毕我亲笔写下开头的句子并签名，这样别人很明显就能认出是我亲笔写的。要求如下：
我吁请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注意以下的宣言：
亚纳耶夫以我生病无法履行总统职务之名僭登总统之位，完全是欺世之举，因此除政变之外，我无以名之。
这就表示他接下来的所有行动都是非法的。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均未授他这项权力。
苏联总统M·戈尔巴乔夫
我要求答复。这次他们要我耐心等待。结果仍然如石沉大海。
每天早上和晚上我都向外送出一份手谕，要求恢复通讯，派出飞机送我回莫斯科的办公室。
除了电视之外，所有对外通讯都遭到切断。一名侍卫在执勤区域偶然发现一台老旧的无线电接收机，他们修好天线，然后开始接收国外的广播。接收情况最好的要数BBC（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广播电台”，随后我们试着收听“美国之音”。我的女婿也试着用袖珍“新力”收听西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们开始蒐集和分析资讯，衡量局势的发展。
妻子赖莎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家人亦然，外孙女却无忧无虑，她还不懂事，一个劲地跑来跑去，要人带她到海边玩。他们只得带她去。后来侍卫长坚持不要再带去，以防不测。
C、柳暗花明
8月19日和20日至21日的晚间，是最难熬的日子。
大约21日傍晚5点钟左右，我从南部（指克里米亚佛洛斯角别墅）听到传言，一群谋反分子已经乘总统座机抵达克里米亚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俄罗斯的领导人和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谈过了，而且委员会还邀请叶利钦和他们一同飞往克里米亚。但叶利钦未来，他派了副总统鲁茨科伊来接我。
那群反动分子在别墅露脸时，我下了逮捕令。同时转告他们，只要政府的线路不通，便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讲话。他们通过警卫回答我，线路要很久才会修好，我指示警卫传话：不要紧，我等。
线路修好了，接线员告诉我，国安会主席库鲁希柯夫想和我讲话。我回答他：让他等等。接着我立刻打电话给叶利钦等人，又打电话给莫塞耶夫将军，并通知他我正解除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权力，暂时将权力移交给他，同时要他将所有的部队遗返驻地。我指示政府通讯网的负责人，将谋反分子的电话全部切断，又指示莫塞耶夫和民航部长安排飞机，把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载到佛洛斯附近的军用机场。从佛洛斯，我还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
我接到通知，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伊瓦希科和鲁基亚诺夫一直求见，他们硬说与谋反分子没有牵涉。稍后我接见了他们。其他人，象库鲁希柯夫、巴克拉诺夫和亚佐夫（3人都是策动政变的8人小组成员），我都没有接见，我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我们把他们分置在不同的飞机中，带他们回莫斯科，并在下机时逮捕了亚佐夫和库鲁希柯夫，并将他们隔离起来。巴克拉诺夫有国会议员免责权，所以在取得最高苏维埃的同意之后，才予以逮捕。
据台湾翻译新书《我的72小时——戈尔巴乔夫亲自执笔“八月政变”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