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
由陕西省杂文学会、宝鸡市人民印刷厂、陕西工人报联合举办“宝印杯”杂文征文活动已经由编辑和杂文写作的行家里手评选出结果，不知参予评奖的同志们怎么看，身在文学行当之内又在杂文圈之外的笔者，确实为这次征文活动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同时我也认为这次群众性的杂文评比是一次较高水平的角逐。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省整个杂文创作水平的提高，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加快了步伐的改革开放，对文艺创作的鼓舞和促进。
应征作者们以宽松、自由的心态，解放着的思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社会主人公精神，鞭挞阴暗，批评落后陈旧，旗帜鲜明，热烈地主张所是，针砭所非，在尺幅之中议政、议经、议文，充分发挥杂文创作干预生活、参与现实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帮腔鼓劲，是这次征文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冯日乾的《“巧取豪夺”说》，从“巧”、“豪”的原意，到它们的贬意，从历史到现实，不仅指出了种种的以权谋私的现象，而且揭示了现象背后的丑恶本质，在表面看来不露声色的文字控制中，表现了作者巨大的愤慨和深切的谴责。薛海春的《“欲”字管窥》，同《“巧取豪夺”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结尾的“江山‘欲’改不易，江山‘欲’建更难，我们还是知难而进”，表现了作者从“四化”大业全局，从祖国前途命运出现，对种种纵个人之欲，而坏社会之风者的期望和劝勉。“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林则徐的这幅对联用在这里，不仅贴切生动，而且使全篇的重蕴更为广阔深邃。郭庆晨的《识“幌”》是典型而却为以往杂文创作所易于轻视的议经之作，从饭店餐厅“幌”不符实，甚至以“幌”为“谎”的现象，批评了城乡商业活动中以假广告词欺骗顾客的行为。“幌”愈多、愈滥，愈脱离实际，“谎”愈多，人们对它的信任程度就愈低，最后受害的还是骗人者自己。寄语经商者，当解作者虑。
思路和写法的多样化，不拘一格，不定一尊，表现了杂文作者开放的思维、活跃的思想，是这次杂文征文活动的又一特点。杂文的体式特征贵在一个杂字，读书偶得，生活随想；历史沧海的一粟，现实人生的一枝一叶；日之所思，夜之所梦；大到经国之伟业，小到人生海洋的一瓢；社会政治，人间万端皆可作为杂文的写作材料。但是几曾何时，我们的杂文形式越来越单一，面目越来越庄严可畏，只能让人仰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杂文除了给政治家、领导人看以外，除了教导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之外，能否平易一些，近人一些，能否作为普通人的朋友？这次杂文征文确有让人能感到亲近而耳目一新之作。“人情练达即文章”，练达的人生经验不足成就了这样的好文章，也必能给它的读者以丰富的历史人生启示。毛泽东曾经要人们学习鲁迅的杂文短而又没有片面性的功力。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同作者自己的处世经验结合，即硬件和软件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优点。相比之下，那些提出问题引一段经典作家的话，以为自己就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得胜回朝了的文章，是多么的贫乏、单薄。不知评委们怎么看，《芝麻官如是说》也为我所喜欢，喜欢它形式的别致，喜欢它所召唤的人与人之间的勾通和理解。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某些不正，世俗对握有实权的县级官员多所以偏盖全，对他们中多数人的实际情况甚少了解，这篇文章以纳凉对话实录的形式，塑造了一个虽然政绩平平，但却也焚膏继晷，勤政爱民的七品县官形象。杂文可以写这个？杂文可以如是写？完全超出了习惯的模式。其实，这也正是它的佳处，只有开放的杂文观念，才会产生如此的杂文作品。
杂文也是文学。在这方面它同小说、诗歌、散文处于同样的档次，具有同样的艺术品位。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杂文须是溶进了作者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具有作者独立的人格力量和个性追求的创作。人云亦云没有独特的生活发现和思想见解的不是创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依样画葫芦的不是创作，语言干巴、枯燥无味，毫无美感可言的不是创作，没有人格和个性的也不是创作。此次征文中的《无功便是过》、《莫教“此地空余文化城”》和《想起了王实味》等都是个性突出、文学品位相当高的创作。它们共通的优点不只在于知识性、信息性，也不全在于作者独特的生活发现和朴素亲切的文风，更在于饱满的情感投入，读了它们，你不仅为无功的平庸而浩叹，你不仅为文化旅游点的没有文化而悲哀，不仅为王实味才高志远、生贱死辱的糊涂死去而对罗织罪名、陷他于死地者的扼腕，同时也受到作者那种忧时如焚、憎爱分明的情绪的强烈冲击。如果没有作者自己情感和人格力量的投入，这种力量是不可能多生的。这就启示我们，所谓杂文的文学性究竟应该是什么，而不应该是什么。比起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杂文是多了些“理”，但杂文的“理”确实又不同于政治著作，思想著作的大道理，可惜象《想起了王实味》这样的好杂文并不易得。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祝这次征文成功，并愿我省杂文创作在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努力下，在热心者的支持下，取得更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