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胜
上班的路上，我从铁哥们儿小李那里得知：处长的儿子将于明天结婚。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平时对咱们也不错，他儿子结婚我自然得给送礼。
把这消息要不要告诉同事们呢？自然是不告诉的好。告诉了他们，大伙儿凑份子，那真有点例行公事的意味；如果不告诉他们，我们办公室就我一个人送礼，那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说不定还能让处长特别看重呢。
不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告诉他们，免得他们说我为了巴结上司而不顾哥们儿义气。
到了办公室，同事周、武、郑都已来了。我告诉了他们处长儿子明天要结婚的消息。
我原以为大家会积极响应，凑点份子就完事了，可他们的反应竟出奇地冷淡。
周头也不抬地看着报纸说：“既然处长没给咱打招呼，咱就装作不知道。”
武面露难色地说：“这个月发生了经济危机，要再出血，顿顿就得吃咸菜馒头了。”
郑摔过来硬梆梆的几句话：“巴结头儿干啥？谁爱送谁送去，反正我是不送！”
既然如此，我只好一个人送了。
当天晚上，我把一张印有四个老前辈头像的票子用红纸包好，象做贼似地溜进处长家，生怕被同事们看见。处长热情地把我让进铺有红地毯、摆有转角沙发的客厅，递给我一支红塔山，泡了一杯雀巢咖啡。闲扯了几句，我便不好意思地掏出红包。处长做出嗔怪的样子说：“做啥子嘛，拿回去！拿回去！”几番推辞，处长终于笑着收下了。我起身告辞，处长握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楼梯口，悄悄说：“明天中午在南方酒家请你吃喜酒。”
从处长家出来，我心里很快活，觉得与处长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想起我那三位同事，不禁觉得好笑：平时给处长送礼，人家还不见得收呢。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却一个比一个不会来事儿，我的傻帽同事们呀。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西装革履地打扮一番，便朝南方酒家走去。
餐厅里好不热闹。霓虹灯组成的大红喜字变幻着五颜六色，从组合音响里流淌出来的《爱情圆舞曲》优美的旋律在大厅里回荡，三十多张餐桌上摆满了凉菜、烟、酒和饮料，穿着入时的人们围着桌子谈笑着。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同事周！
我们很尴尬地打了个招呼，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同事武、郑不知怎么也冒了出来。我们几乎在同时看见了对方，他俩躲闪不及，便很难为情地与我和周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席间，我故意问他们：“怎么，你们仨也来了？”
周讪讪地一笑，说：“我最后想了想，礼还是应该送的，就改变了主意。”
武一本正经地说：“我从这儿路过，看你们进来了，还以为你们谁请客呢，没想到……”
郑看了看四周，不屑地说：“要不是处长请咱，咱还不想来呢，好象谁没吃过啥。”
我听了，一阵恶心，差点把喝进肚的五粮液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