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陕西工人报》，因为我和她有着一段不解的缘分。她是我走出学校踏上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自己青春年华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和她的初识是在1951年初。那天，我们几位文学系同志从西纺二厂（现陕棉九厂）体验生活归来，西北总工会文教部和《西北工人报》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屋外正下着大雪，会议室里分外显得温暖。我即兴朗诵了一首反映工厂生活的小诗，报社的同志当场索去，后来刊登在报纸上。这种对年轻人的热情培养，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从《西北工人》（半月刊）到《陕西工人报》的5年多时间，我担任过记者、编辑，后来又负责文化生活版。1958年那个欲暖还寒的春天，我被下放劳动，这才离开了报纸。回顾《陕西工人报》坎坷经历中的几度变迁，我所知道的，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毋庸置疑，报纸是党和群众的重要宣传阵地。但它毕竟不是企业掏钱印制沿街散发的宣传广告，而是要读者拿货币去交换的，因此它有着不能否认的商品属性。应该把报纸办得读者喜欢看愿意买。发行的数量越大，宣传教育的功能也才发挥得越大。否则，掏钱办报的老板大概也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顾客就是上帝”。对办报者来说，读者就是上帝。职工群众、广大读者的喜爱程度就是报纸的生命力所在。
过去， 《陕西工人报》的发行量长期处于低水平，几经易丁的承办单位莫不苦于经济负担。现在好多了，发行量已达到多万份。有时听到工厂的亲友对她的赞誉，尽管我已，离开报纸多年，内心依然有一种欣慰之感。
今天，《陕西工人报》纪念她的43岁生日，我愿以此文化作心香一瓣，衷心地祝愿她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鹏程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