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新安
今天的陕西，虽然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加快着经济建设的步伐，但误车的教训确也不少。寻找差距，再振秦汉雄风，再扬盛唐之威，对三千万三秦儿女来说，已迫在眉睫。
据省城调队员最新调查，陕西近几年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急剧拉大，国民收入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2.34%下降为2.1%，所处位次由17位降至21位；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第19位下降到目前的第22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由59元扩大到364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6元扩大到176元。按照近13年来的发展情况测算，我省的人均国民总产值落后于全国5年，人均国民收入落后于全国3.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落后全国4年。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指数比不上周边省份山西、河南、湖北、宁夏、青海和新疆，这一严峻的现实，确需三秦儿女扪心沉思。
我省有着雄厚的综合科技实力。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32.7人；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技人员1220人，仅次于北京、天津。我省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现已探明的矿产居全国前10位的就有54种，省内煤炭的远景储量达9000多亿吨，仅次于新疆、内蒙，居全国第三位。
我省具有科技、资源等多种优势，经济为什么难以腾飞呢？这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问题。近10年来，国家实施的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战略，使资金、政策都向东部倾斜，在西部对相对照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减少了对陕西的投入。现行的双重利润东移运行机制也对陕西极为不利。一方面，能源、原材料工业占有较大比重的陕西，在向东部输出产品时，每年都有大量的利润因价格不合理转移到了东部；另一方面，东部的产品又大量的占领了我省的消费市场，高价返还的制成品又把陕西创造的收入带走。东岸子人不动声色地就把我三秦儿女的钱装入自己的腰包。
我省经济发展迟缓的决定性因素不单是这些。观念陈旧，一次一次地误车也是阻碍陕西经济发展的元凶巨憝。
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朋友对记者说，你们陕西一些人在深圳做生意老是晚半拍，猪俏了贩猪，羊俏了贩羊，猪羊都贩来了，集又散了，老是赚不来钱。其实，我们一些人何尝只在生意场上晚半拍？近10多年出现的几次改革热潮，我省许多地方都是先观望，后取经，再讨论，确有“爱参观、不动弹”之积习，而我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良机；实施宏观调控的中央本意是针对一些发展过猛，出现经济过热的地区和区域制订的抑制措施，但由于我们往往踏不上点儿，因此在客观上往往被抑制，而那些发展较快的地区和区域靠着惯性仍能冲过红灯区。
差距，正是这样拉开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魏杰博士去年参加西北大学校庆时说，陕西要防止放马后炮。在1984年到1985年全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陕西就误过车。以家电市场为例，收录机、电视机、电风扇老“三大件”兴起时，外省早已动起来，陕西一些企业还在一等二看，致使外省产品一举占领陕西市场，等陕西产品摆上柜台，市场已处于饱和。按说此时我们应加强基础建设，发展基础工业，准备投入下一轮竞争，但我们没有，而是在日渐衰退的旧市场上投放不了不少精力。近年来，人们的消费产生了新三件（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热，“新三件”生产需要大量钢铁，而我们的重工业、基础工业却一时难以赶上。
最近，中央决定微抽银根，目的是防止出现新的经济过热。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对我省来说，主要不是经济过热问题，而是发展不够快。经济上根本就没有热起来，显然这次微抽银根对刚要动起来的陕西影响较大。对其它动得早的省份，微抽银根、甚至加大紧缩力度，他们也会靠惯性猛冲一步，再上台阶。
中国各经济区域之间的基础和条件差异很大，中央不可能一刀切。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审视五十年代国家靠行政手段在我省建起的“光骨头缺肉”双重二元结构式的工业体系，放下包袱，发挥优势，找出与省情相适应的经济发展路子，建立起能使大、中、小企业与农业之间能产生连锁反应的传导机制，我省的经济就一定能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