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田原
见过一幅人人说好的漫画：处长向楼上搬煤。一年轻人讨好地前来帮忙，忽听女邻居耳语说处长已退休，年轻人立马不辞而别，只剩下退休的处长纳闷不已。漫画好就好在活画出势利之人的精明，帮忙的对象讨好的对象是“处长”或者说是处长手中的权力而决不是处长本人，人与权一旦分离自然是“人走茶凉”。善良人看过自然会心头一快，受此冷落者看过，或许也会轻舒一口郁闷之气。
人们虽然都鄙视势利者。但是势利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心理的顽症，是人性中的劣质，经过人类社会世代的积淀，也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美德共生共长，决不因讽刺嘲谑而绝迹。
战国时苏秦挂六国相印，威风凛凛地回归故里，原先看他不起的老父、长嫂转眼间变得恭敬谦卑起来，让苏秦大发“何必前倨而后恭若也”的浩叹。前倨微而后谦恭无非是因为苏秦已变恭发迹，当然“苏秦还是旧苏秦”。这种势利者的热脸和冷眼油然作云，沛然行雨，千百年来常在人面前晃荡。这一类因人的境遇变迁迅速变化的面孔和心理，就是“势利相”和“势利心”，变化的最终依据是“势”，是“利”，是权位是利益。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势利的，有人格自尊的。譬如介子推。他与重耳周游列国，断粮时“割股伺君”，重耳后来为晋国国君又成诸候霸主，但“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介子推”。介子推大概是羞于启齿觉得计较起来没有意思，就隐居起来，逼得重耳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抱树而死，最终还是“不言禄”，后世的人们纪念他的骨鲠之气将他的忌日定为“寒食”节。张良也不势利。他扶佐刘邦得天下，刘邦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但子房（张良）终究不愿封候拜相却随黄石公而去，功成不居让千载以下的贤人智者倾慕。严子陵也不势利。当年与微贱时的汉光武帝成知交，待汉光武成了皇帝，请他出来，严子陵最后还是到富春江边去钩鱼，决不为官。世事滔滔，势利的尽管势利，自尊的却照样自尊。征之史书，劣质与美德辉映，浊行与清流并生，源远流长，余波激荡。至于多少人经历过势利的挤兑倾轧，受过势利的冷暖寒热，遭过势利的损益，那不用算计，也算计不出。即使愚陋如我的乡亲，也慨叹： “穷在街头无人问，富有深山有远亲”，似乎是给势利这种世风一个真切的注脚。
从古到今，势利似乎带上某种普遍性。何以如此？答案不尽相同。古代名将廉颇兴旺发达时，宾客如云门庭若市，失势时，树倒散猢狲门可罗雀，明智经验如廉颇老将也想不通，一位智者解释道： “夫天下以市逆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 “市道”者商品交换之道也。附势是为了趋利，失势则无利可趋，本是常理常情，不必大惊小怪。这现象虽不敢说是天下人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起码言中一部分世道一部分人心。鲁迅先生也为此发过怵心之论，直指人情世态中的劣迹：“……少单身鏖战的英雄，少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云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不刊之论透露出之所以势利若此，是因为切身的利害，至于是非之类是根本不讲也无须乎去讲的。
势利的原因说到底是人的现实利益的得与失，也算是物质决定精神吧。在精神范畴，势利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概括，属于道德评价。道德期于人的行为理想而又规范，但现实利益又来得那样实际而又真切。这便矛盾便斗争，便产生“势利小人”、 “趋炎附势”的道德责难与警策，便产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风范的礼赞与呼唤。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世风世道人情人心趋利避害的本能与道德义务的践行，永远会处于一种矛盾搏击之中，在个体中别无选择地实现，在群体中斑驳陆离地涵概，只能如此，千古如斯。
但势利毕竟为人类美好的道德愿望所诟病，势利者走上层路线时决不敢明目张胆，被收买时也决不会明码标价招摇过市， “有钱能买精脚鬼倒上皂角树”也毕竟只能买“鬼 ”。一则当代民间传说版本说，局长的父亲死了，花圈挽幛一大堆极尽哀荣；局长死了，身后冷清凄凉有加。人们在滚滚红尘与厌厌利欲之中，毕竟还保持着清醒论辨着是非，人与人不带世俗交换的交往毕竟可贵，而势利无论古今决不会立起道德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