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时阔
大嫂去了，以70岁的高龄去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按说已没有多少遗憾，可当我接到大哥从安徽老家打来的电报，还是觉得鼻酸喉噎，忍不住尖声痛哭起来。
我不顾一月来到外地出差长途奔波的疲惫，执意马上回乡奔丧。妻以女儿正面临期末考试为由，劝我等几天再走。我竟然失态地冲她吼道：“我妈死了也能等几天吗？”妻跟我回过几次老家，多少知道一点家中的事，她原谅了我的冲动，神情抑郁地为我收拾回去要带的东西，当天送我挤上了严重超员的东去列车。
大嫂是我的堂嫂。
1952年，我5岁时，母亲暴病早逝。体弱多病的父亲和我相依为命，真是苦不堪言。以后几年，多亏心地善良的大嫂常来帮着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使我能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照常上学。
1959年春，久病的父亲也撇下我撒手去了。12岁的我成了孤儿。那是一个全民大饥馑的年月，谁肯收留我呢？我伏在父亲的坟上哭着不愿离去。傍晚，大嫂把我领到她家。从此我成了大嫂家的一员。
大哥大嫂一家上有70多岁的大娘，下有一男四女挨肩5个孩子。大侄子长我一岁，大侄女和我同年，最小的侄女才两岁，一家9张嘴要吃要喝（穿已降到次要地位），只靠大哥大嫂两个人挣工分，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第二年，我和大侄子小学毕业同时考上了初中。当时稀粥菜汤尚且填不饱肚皮，哪里还有钱上学？况且本庄考上初中的几乎都回家种地了。哥嫂还能让我继续上学吗？
开学那天，大嫂从怀里掏出一卷还带着她体温的钱让我到学校报到。事后知道，前一天大嫂流着泪把家里仅有的用来活命的那只母羊卖了。
大侄子没能和我一起去学校报到，回生产队挣半个劳力的工分，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
大嫂娘家姓“善”，家里人都这么说（我查过词典，认为应该是姓“单”）。一个“善”字，可以概括大嫂的一生。
1960年春天，饥饿无情地吞噬着淮河两岸人的生命。生产队的食堂早就停伙了，各家只能靠野菜、树叶掺上少得可怜的谷糠、干红薯藤磨的“面”做的菜糊汤度日。大侄子有点欺生，嫌我这个“外来户”分了他的吃食，吃饭时总是抢先捞稠的。大嫂默默地夺过勺把，灶神似地守护着锅台，均匀地给6个孩子“分”饭。我心里清楚，大嫂那时是在无声地用只有母亲对儿女才有的全部慈爱保护她这个苦命的弟弟。
大嫂象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为了全家终日不息地劳作。困难时期，我很少见她跟大家一样正式地“吃”饭，每顿饭等大家吃完，她才铲铲锅底兑一碗开水凑合着吃一点。记得是1959年底，队里的食堂有一顿没一顿地开着。那时，大嫂在食堂干活，经常半夜才回家。有时我正做着“吃”什么的梦，耳畔突然传来大嫂轻轻的呼唤：“醒醒，给。”说着递给我半块或是四分之一块热红薯。当然家里其他成员每人也都分到一分。真香啊！当时我只顾狼吞虎咽地吃，根本没想到问一句：“大嫂，您吃了吗？”
长期的饥饿和饮食不调，大嫂患了严重的胃病。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年回乡探亲，见大嫂胃难受得痛不欲生，可我竟没能陪大嫂去县医院诊治。
大嫂给我的太多太多，而我回报的太少太少。
前年回去，看到大嫂精神很好，我曾想跟妻商量，无论如何今年也要接她出来散散心，顺便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没想到
我顶风冒雪赶到家，还是迟了。大嫂已于三天前安葬。
大嫂走了。值得欣慰的是，大嫂走得很安然，没有遗言，没有痛苦。听大哥说，那天大嫂情绪很好，一连洗了三床被子一顶蚊帐，兴许是累的，一跤栽倒再也没能起来。我知道这是突发性脑溢血。大嫂肯定患有高血压，可从来没去医院检查过。我好悔呀！
我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圈安放在大嫂的坟上，挽联是我自己拟的：
一饭尚铭恩况抚孤十数年慈爱有加长嫂堪比母；
千金难报德且别亲廿余载孝敬未尽弱弟愧称子。
漫天的飞雪可以作证：公元1993年1月14日，我给大嫂跪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