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陕） 薛海春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者，大抵都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顺天时，享地利，聚人才，鹏程万里；反之，逆天时，违地利，弃人才，家国无益。
天时，本指自然的时序及阴阳寒暑的变化，现在往往引申为时机、时宜、时世、时代。《荀子·天论》中有“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的话，《封神榜》中的姜子牙，虽有经天治世之才，可生不逢时，事事不成，七十二岁时才娶了六十八岁的一个黄花女。后来呢，得时了，“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老之已至而时来运转，名威天下。现实生活中，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也因天时不至而褒贬不一，如个体私营，在“文化革命”中书成资本主义的尾巴，现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同样是长途贩运，过去是投机倒把，追究责任，现在称是调济余缺，有名有利。时代不同，政策不同，结果不同。司马光老先生也曾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因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顺天时，“东方风来满眼春”，逆天时，也可能东方风来满眼泪。
地利，是说土地生产的财富，乏指地理的优势。《管子·牧民》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库不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人口和种族的分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都要受地理环境的支配。法国的孟德斯鸠说：“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英国的巴克尔说：“有四个主要的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今非昔比，既有天时，也有地利。江南水乡，四季如春，北国塞上，变化无穷。从前人说南方出才子，北方出英雄，这与气候环境、地理位置、膳食结构、世俗风情、心理势态、智力开发有密切的关系。时下“经济大潮”汹涌，撞击着时代的号角和人们的灵魂。依我看，还是老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金钱定标准，成败论英雄。
人和，谓之人心和顺，共舟共济，得人心而人心齐。《孟子·公孙丑下》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王霸》也称：“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连庶民百姓都知道臣和国家兴，民和天年丰。因而“将相知”的故事世代传颂，育了前人育后人。“十年浩劫”时代，言和为中庸之道，言和为投降之派，结果也没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然而社会进步到九十年代了，仍有奇闻怪事不断出现，华北一家企业，厂长把书记的薪水停了，书记把厂长的党票消了。西北一家工厂，厂长把书记的交通通讯工具撤了，书记把厂长的开会资格取了。一时间，是是非非，沸沸扬扬，人心乱如麻。也许是上头明察秋毫，近期推行“一肩挑”，真乃好事多磨，又出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乡乡党党，团团伙伙，一堆一堆的。进而孔雀东南飞，东北飞，西北飞，到处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死水一潭何如放开搞活。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我相信，陶潜的诗句一定孕育着天时有常，地利永存，人和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