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
张中山同志（笔名若白）把这本《山中小唱》编好后，匆匆从商洛山赶到我西安南郊的新居，令我为此书写一点序一类的文字。我说：由我写序，是不妥的，因为我不是写序的最佳人选。按成规，写序的人，必得或居显要，或有大名。这两项于我都不搭界，虽然前些年，一位学界后辈为其前辈宗白华的文集写过序，一时传为美谈，但终究还是行不通。不过，写一点读后感想之类也还是不敢推辞。原因很简单：一来，我们是朋友，朋友看到朋友的作品能够出版，自然高兴，写千把字以表祝贺，原是情理中事；二来，你曾经是我的上级，上级有令，下级当然得执行，下级服从上级么！虽然打了一点小小的折扣；第三，我对你的写作情况比较熟悉，谈谈感想，也还是有资格的。中山听了我的话，不禁哈哈大笑道：那行！那行！中山是一位挺随和的人。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也佩服他洁身自好，没有染上时下流行的文侩习气，依然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作家的质朴和纯真。
中山写散文，路子颇宽。举凡散文三大类，议论、记叙、抒情，样样来得。写得最多的大概是议论散文和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比较少，而且多附丽于以上两类之中。这与他的学养、才情有关。犹记得当年在一块谈文说艺之时，他常说到，北方的《散文》，南方的《随笔》都发散文，相形之下，他更爱好南方的《随笔》。这看法正与我的私见相合。我们认为北方的《散文》侧重于抒情，南方的《随笔》则着力于议论、记叙，而后者，洋溢着扎扎实实的学问功底，深沉厚重，炉纯青，前者的抒情是年轻人的事儿，精致小巧，玲珑剔透。当然，文体之间，并无轩轾，作者运笔的选择，当然也有充分的自由。中山之于议论、记叙散文情有独钟，我前边说过了，与他的学养、才情有关。他酷爱读书，尤其对古典文学，爱之、通之。前些年，我曾以文，力主他研究古典文学，一位朋友不以为然，写了文章教诲我：“须知写什么是勉强不得的。”我自悔失言，不敢吭一声。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握手言和，大家都不必为中山同志的文路指点方向，中山是有主见的，搞古典文学研究，未尝不能写散文，写散文又未尝用不上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积累。两者结合，远缘杂交，自有好文章出现，《山中小唱》足以证明此言不虚。
中山的散文的特点，以我之见，刚健之美加诸而不愧。他写山、写水、写人，他写情、写景、写事，朴实无华，娓娓而道，华瞻来自醇厚，壮美源于真实。他不会扭捏作态，也不屑无病呻吟，他的散文全然是他性格的物化，是他不可已于言的至情至性的自然宣泄。至于他的偏重于议论的杂文，那冲腾着的爱憎之情则有点灼灼逼人。他曾慨叹于革命传统的一度被冷落，焦虑于读书之未成风气，亦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痛心疾首，这些都化成他的杂感和随笔见诸报端。我总以为，从散文易于看出作者的品格，而从杂文，则更易于看出作者的品格和思想。中山的杂文的刚健之美，正表现在它的堂堂正正之气，也表现在他的昭然毋稳的对真善美的礼赞和对假恶丑的抨击，他不去掉书袋以充渊博，摆花架子吓唬读者，更不以阴阳怪气冒充“杂文味”，以油腔滑调糟踏幽默。我这样说，并非是说中山的杂文已经至完至美，不，当前，杂文创作能够达到鲁讯先生那样水平的作者还是太少，太多的倒是诚如严秀同志所批评的那种：一些作者“大多采取打麻雀战办法，动辄数百篇，两三年间，数量之多，往往胜过鲁讯数倍，所遗憾者，往往无一篇令人一看不忘之作”。中山同志之不足，倒是写得太少。我希望中山在保持相当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基础上，多写再多写，定能卓然有成。
《山中小唱》是中山写作的一个小结，以此为起点，前边的路正长。中山，努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