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宁
一个春日的下午，我叩开了古城西安南郊某高干住宅院的一个神秘的铁门。为我开门的主人，是一个腰板很直、脸色红润的高个老人。他就是20多年前显赫一时的政坛风云人物邱会作。
邱会作穿一件深蓝色中山装，灰裤、黑布鞋，穿戴整洁严谨，头发有些灰白，齐齐地向后梳着，行走间仍不失当年的军人风度。
“我是本地××报的记者。有朋友让我来看看你！”见他对我反复打量着，便作了自我介绍。
今年79岁的邱会作和老伴、小保姆住着近百平方米的“高干楼”。我环顾室内，摆设比较简朴。在我们坐的客厅里有一台盖布的彩电，几张木扶手沙发和木制普通茶儿，没有地毯，没有空调。靠西南墙角有一张大写字台，桌面上摆着几枝毛笔。邱会作告诉我，他比较喜欢书法，两年前还在西安市老干部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现在在家中时常舞文弄墨练几笔。不过他不轻意将“墨宝”示人。写字台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大大的“寿”字，似乎表达了他的另一种生活观。
茶几上放着一大叠报纸，我随手翻了翻，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当地出版的西安晚报。他说，这是他订的，平时就看3份报。每天看报、写字、和同院的老人聊几句天、看电视、新闻、写他的回忆录，成为邱会作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有时，他便走出神秘的家门和同院的老人们在活动室杀几盘棋，打打纸牌。每月由有关部门发给相当数量的生活费。但他仍抱怨：出门没有小车坐。
正说话间，他老伴胡敏和小保姆买菜回来。胡敏今年75岁，但看上去约有60岁模样，显得很精神。比起邱会作，胡敏则显得客气多了。她见有客人，便端来橘子、瓜籽、茶水等，热情地招呼我用，邱会作见老婆回来了，便打了声招呼起身钻到另外的房间去了。
胡敏倒很健谈，也似乎不忌讳什么。她拿起我递给她的微型采访机说：“×××同志，今天我很欢迎你来我家采访。请让我先为你唱一段我们当年唱的行军歌吧！”她动情地唱着，我知道只有那一段岁月对她来说才是光彩而难忘的。她告诉我：她出生在西安市东关，小时也是穷苦人出身，吃过救济饭。十几岁时便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军队中由卫生员到高级军医干了几十年，有一手过硬的好医术。邱会作被捕判刑后，她也因“敌我矛盾”被关了10年，在陕西大荔某农场劳教。出狱后便落户西安。刚出来为找份事干，“同时增加些生活收入”，就申请办了个个体医疗门诊部，没多久便被有关部门给查关了，理由是她还不符合个体开业的有关规定。
1990年，胡敏及邱会作从西安市新城区搬到南郊后，她又四下找人，后在省政协、人大等部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正式补办了个体行医执照，取名“胡敏诊所”，就设在她的新居的一间空房里，正儿八经地干上了个体户医生。我问她为何不在街面上选个门面房、挂个牌子呢？她忙找出她的“开业执照”说，反正我有证，在外开业病人当然会多一些，收入也好，但房租很高。何况我家中也有空房，只要诊病好，不怕地方背的。
胡敏特别热情，采访她时一会又为我找书一会又为我找有关证明。但当谈到邱会作时，她则显得有些激动：“你们不要找他谈，免得胡说，让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孩子看到报道骂我们。”“人家李作鹏出来啥也没说，啥记者、作家也不见，鱼安水安的。”看得出来，胡敏对邱会作“管理”甚严。我告诉她，过去的问题，人们都知道，至于未披露的“秘闻”之类，我也没多大兴趣去挖。我只是想写点当年高高在上的显赫人物，今日转落民间的生活情况，当然包括你民间当个体户医生的事。她未提出反对意见。我问起邱会作的身体情况，她说，你别看他外表似乎很好似的，其实病很多，“经常拉到裤里，让人收拾半天！”邱会作和胡敏生有5个子女。老大当年寄放江西后病故。现在子女分别在北京、石家庄和杭州工作，有的已出于某种考虑，改了姓名，不过逢年过节慰问信少不了。有时子女也转道西安看看他们。
我们扯的时间很长了，我起身告辞。我去向呆在另一间房子里的邱会作打招呼，推门一看，邱会作正坐在一张木桌前，桌上放着四行依次洗好的扑克牌，他似乎正在独自推牌玩。在桌上，我看到了一本厚厚的手稿，上边一页已写了一半。我想这可能是邱会作本人写的回忆录吧？我打算拍张照片，但邱会作未作答应。我只好放弃。
选摘《青年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