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平
那年，我十七岁，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圆了一个少女灿烂的梦。
深山里飞出金凤凰，村里人说。
是呵，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听不到汽车轰鸣的山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辈们扬起牛鞭，扶犁翻起干硬的土地，对苍天黄土唱了几代人不改调的歌，年年播种企盼，收获的却是苍凉。
而今，希望的种子发芽了，最兴奋的还属母亲。她长满老茧的手不停地在围裙上搓擦，表示出自己的欢愉，对前来道喜的亲戚一个劲地说：“这下好了，把我解放了，我不用再跑几十里山路每个星期天给女子送馍了。”她舒展满脸的皱纹，溢出清爽的笑声，偶尔用手抹下黑白相间的头发，让人一眼就能看透她全部的感情世界。
母亲是家里的台柱子，已故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整天只知道噙着那杆磨得发亮的旱烟袋抽那劣质烟叶，吸进苦闷，吸进辛酸，吸进困惑，吐出的仍然是那解不开的疙瘩，家里全靠母亲了，她是辛苦的，记得小时候村里学大寨，干包工，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整天不停地从沟底往山腰上背石头，专拣大的。最终落了腰痛的病，天阴下雨一个劲地疼。我说她是“精卫填海”，她不知“精卫”只知背石头只知辛劳，只知累得腰痛累得吐血。后来，情况好了，可她总是闲不住，象个纺车从早到晚不停地转。
为了给我凑够足够的读书的钱，母亲日日到对面的山上去采拾山货，然后拿到市场换回一堆皱巴卷曲的毛角票，再托人兑换成大额票。她说：好带。她很固执，从不让我动手，她说我是家里重点保护对象，也许她怕我揉碎她的梦吧。
掐着指头算日子，当聒噪的蝉声愈喊愈烈时，我该走了。那天起得很早，母亲为我梳辫子，缓缓地，一根一根地整理，象前年姐姐出嫁时那样，默默无语。镜子里，我分明看见她依稀闪着的泪光，自己也禁不住掉下泪来，眼前闪现出母亲劳碌的身影。她说她是鸡的命，整天得不停地刨着食吃。她把自己的青春全揉进儿女身上了，自己快老了，还没去过省城，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没舒舒心心做过一个完整的梦。待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一个个“孔雀东南飞”，留下的，是她的孤独和寂寞，我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啊！
母亲坚持送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搭车。上车前，她掏出一对银手镯，一个戴在我的腕上，一个戴在她的腕上。她说这是她结婚时的嫁妆，多少年都没戴了，过去家里穷，父亲劝她拿去换些钱，她舍不得，今儿找出来，一人一个。我摸着手镯，沉甸甸的，那是母亲沉甸甸的心呵，母亲笑着说：“有这镯子，我就拴住你了，戴上它，你就不想家了”。泪水糊了我的双眼…
汽车启动了。隔着玻璃窗，看见母亲那树皮般的手仍不停地在摆动，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泪光点点。只有那手镯在晨光下银光闪闪，那么诱人，那么耀眼。母亲，我知道，我带走了你的心，可你也带走了我的心呀。我从车窗上伸出那只戴镯子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挥舞，母亲，你看见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