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田
从古到今，凡做父母者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日后长大成材，特别是那些皇亲世家和达官显贵们，为了世世代代沐皇恩、延世泽，更是盼望自己的子女能攀龙附凤，光耀门庭。大抵是有人看到了“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者是不受欢迎或不得善终的道理，才把“触龙说赵太后”编成故事大加宣传。李世民是唐代一位开明的君主，他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担当大任，便谆谆告诫；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言下之意，凡当仁君者都要处处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受命于天”的政权是很难巩固的。但由于封建制度从娘肚子一出来，就浑身携带着致命的病瘤，一些人一旦登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就贪图享乐、贪赃枉法、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放纵挥霍、腐化堕落起来，在这样的环境薰染之下，他们的女子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最后不但成不了“龙”，反而还会成为一条为人切齿的“虫”。《水浒》里的那位胡作非为的高衙内，虽然是施耐庵先生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但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土壤里，何止只滋生出这样一个“宝贝”来？
当然，除了家庭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畸型的社会制度。历代法律上的所谓“八议”、“官当”之类，实际上是“刑不上大夫”的翻版，纵然有一两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包拯、海瑞出来捋一捋虎须，那么他越查下去，就越发现盘根错节，牵丝扳藤，倘没有把自己那顶乌纱帽、甚至比乌纱帽更重的身家性命“豁出去”的精神，是不大可能水落石出的，这就使一些为非作歹的公子哥儿更加有恃无恐，放荡不羁。
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不同于旧官僚，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自己的宗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不仅严以律己，不谋私利，把全心身投入到为全人类谋福利上来，还经常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同志为了使自己的爱子成材，总是让他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磨练，当儿子在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为国捐躯，虽然极度悲痛但并不懊悔，反而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自己则一无所有，他们对亲友一贯严格要求，从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关系要求组织上特殊照顾，更不用说为他们说情打招呼了。但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并不是那样，他们逐渐忘记了党的宗旨和立党为公的原则，忘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称号，他们不仅不严格要求子女，甚至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处心积虑地为子女的前进道路铺上红地毯，“捞票子”，“要位子”。“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有些干部子女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去搞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最后成为叛逆人民的罪人。谁之过呢？
家事虽小，但对社会影响极大，人们往往是从一些干部子女身上去认识和评论我们的党和党的干部的，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就会在人民群众面前失去威信。因此，生养子女，重在教育，养而不教，甚至纵容支持子女走邪道，其苦果只好自食。看来，中央一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教育好子女，并且带头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